铁路作为推动近代世界发展的重要技术变革，不仅促使了19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同时也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1912-1937年)，中国产生了丰富的铁路建设运营经验。由于外部形势和内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频繁变化，中国铁路管理机构及铁路政策均随之剧烈动荡，不同的铁路发展思想从而在政策层面实现并得到检验。在外来铁路发展思想与中国自身铁路发展经验的共同推动下，民国时期的铁路从业者、政治家、学者以及社会大众纷纷对铁路发展中各种问题进行思索，并形成了一系列独具创见的铁路经济思想。现有铁路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需要改进和完善的空间：首先，现有研究仅仅关注个别人物思想与政策含义，不足以涵盖当时社会对于铁路发展问题讨论的全貌；其次，现有研究多数是片段式、单一时段的考察，缺乏对民国时期铁路经济思想变迁过程的学理性梳理。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关于铁路线路规划、运营管理、产业与区域发展相关问题的讨论，研究其背后的理论要素与逻辑脉络，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丰富对近代铁路经济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为当前中国铁路领域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坐标与方向借鉴；并增进对市场机制与国家能力在近代铁路与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深化对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
　　本文分七个部分对民国铁路发展思想进行考察和分析。
　　第一章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基本内容进行说明。其中对“铁路发展思想”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本文所讨论铁路经济概念的更加偏向于广义层面，即更加关注铁路产业政策、铁路的外部经济特征对区域经济和长期经济的促进等方面；同时也会关注铁路产业内部产权、治理和产业组织问题。
　　第二章从经济史视角考察了近代铁路建设与铁路研究群体的发展。铁路发展思想的深入和系统化离不开中国铁路建设实践的推进与研究群体的扩大。相比于清朝末年的快速建设，民国铁路建设因缺乏中央政府推动而缓慢前行。但铁路社团和铁路教育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对铁路发展问题的研究从以往政治议题的附属地位独立出来，趋向系统化和学理化。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的稳固，在中央政府主导下铁路建设重新进入快车道。与之相伴的是关于铁路发展的讨论也随之热烈，特别关注政府和市场如何在铁路运输领域如运价政策、规制政策以及联运制度等问题发挥其作用。最后讨论了民国时期铁路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等问题。
　　第三章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铁路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思想。中国铁路规划起步于西方国家对华“商务开发”目的下构建的铁路网规划方案，晚清时期经过国内各方讨论后涌现大量以北京为中心、政治辐射为主的全国铁路网规划方案。民国成立后，国人对全国铁路规划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以政治中心和沿海港口为核心节点、开发内陆“富源”、独立自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网规划成为共识。在1920年后，由于前一阶段全国性干线铁路建设出现中的空间分布不合理，以及受到国内政治势力分割与对外战争压力增大的大环境的影响，促使区域性铁路规划方案成为学者关注重点。资源开发与人口迁移并重思路下的铁路规划以开发内地资源、建设“自给经济”作为主要目标。本章最后利用近代东北城市化数据发现铁路建设会显著提高当地人口密度但对城市化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边疆地区人口增长而不集聚的特点也印证了孙中山等人所提出的“拓荒垦殖”开发边疆的思想。
　　第四章对民国时期铁路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演进思想进行了考察。民国时期学者对于铁路与农村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种思路：其一是通过铁路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促进农产品的区域化生产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扩展农产品产销范围与降低要素成本，从而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其二，则是利用铁路自身作为信息、资本和商品中介，促进农村劳动力产业性转移与促进农产品产销结合。民国学者对铁路促进工业发展思想也沿循着两种思路：其一是利用垄断下游产业部门来刺激上游配套工业部门的发展；其二是利用铁路运价的手段去干预资本向内地流动，开发内地的人力、物质资源以及扩大内地市场与需求。本章利用民国东北地区的数据发现铁路开通有效地促进了东北地区工商业人口比例的提高，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五章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铁路规制思想。主要通过梳理民国学者从北京政府时期围绕是否采用铁路“直接规制”的争论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并行的思想发展历程，利用规制理论分析了民国学者关于铁路发展模式讨论所反映的思想变迁路径。在晚清铁路政策的失败，促使学者们结合中国国情与西方铁路建设经验，围绕自然垄断与铁路公益性的实现、规制成本以及规制形式等问题展开讨论，体现出规制公共利益论和规制部门利益论之间的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于前期讨论成果与官方铁路国营政策的限制，学者们提出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并行的主张。在此框架下，政府可将具有更强“公益性”特征的铁路干线纳入国营范畴，而将侧重于完善路网密度、“营利性”更明显的铁路支线引入民间资本建设经营。国家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准入限制、价格指导等手段对铁路公司进行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防止其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从整体上看，民国铁路规制问题的讨论在理论性和政策可操作性上均呈现出逐步深化的特征，“国有为主、民有为辅”的政策较好地结合了国营制和民营制的优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铁路发展与公益性之间的平衡。本章最后对近代以来规制问题的讨论从规制理论角度进行了评价，讨论了其思想创新性与不足之处。
　　第六章主要考察了铁路经营管理思想中运价和联运思想。铁路运价制度特别是分等运价制度随着外国在华经营铁路实践而进入中国，运价制度思想在1930年前后存在着不同的特点：铁路垄断性定价运价与差别运价思想在1930年后被补贴性定价思想所取代，运价政策也从弱监管下的市场自由定价转向对民营和国营实行差别运价监管政策。铁路联运制度在民国初期，主要是由各条铁路管理当局自行推动，发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初步建立了转运公司代理下的联运制度；1927年后，政府铁路管理部门主导下铁路联运制度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形成了铁道部主导的联运体制。联运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从非联运制度下的低水平均衡向联运状态下的高水平制度均衡的转换过程。
　　第七章主要是结论与启示。首先从政府与市场角度来重新审视民国铁路发展思想的变迁过程，发现铁路公共品性质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反身性是近代以来铁路发展思想的总体线索，以及论述了民国时期铁路发展思想对当前铁路改革的借鉴意义；其次，在当前中国城市化新趋势的背景下对铁路客货运发展方向之争进行再讨论；最后，对1937年之前中国铁路发展思想与印度的铁路保证制进行了横向对比，发现国民政府时期学者所提出的铁路政策是其基础上的补充与完善。
　　整体而言，本文认为：(1)民国时期铁路经济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在1927年政府主导下铁路发展重新加速后，铁路规划、规制政策、运价政策、联运制度以及铁路对区域和产业经济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化而细致，对铁路公共品性质和国家能力反身性认识是贯穿铁路发展思想变迁的总体线索；(2)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在铁路运输领域主导权的转换，推进了学者们对政府和市场所应扮演角色认识的深化，两者的关系逐步从相互对立走向了客观而系统，逐步明确其各自的适用范围和预期目标；(3)民国时期学者对铁路发展思想的研究，是铁路发展思想和铁路发展现实双向互动演进的动态过程，当中既包括了铁路发展现实对思想形成的约束，也包括了思想对铁路发展情况的反馈以及思想政策化、制度化的演变；(4)在当前铁路改革中则要充分平衡铁路公益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矛盾，更加精准地运用市场和政府手段规制铁路行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