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降,中华民族频遭外侮,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乡村社会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兴学校,育人才,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举措。乡村新教育在发展之初就肩负着改善乡村面貌,推动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使命。对新教育培育乡村社会道德之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发展与乡村社会变革的有机联系。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近代浙江乡村新教育发展的概况。近代浙江乡村新式学校初兴于甲午战争之后,科举制废除后迎来了第一次办学高潮；民国初期,虽然战乱频繁,但总体而言,浙江乡村教育是向前发展的,乡村新教育处于起步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政局稳定,加之乡村建设等运动的影响,浙江乡村教育在抗战前的十年发展较快,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绩；抗战爆发后,浙江教育虽整体遭遇挫折,但不少学校仍弦歌不辍,坚持在敌后办学,使得浙西乡村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论文第二部分,以“庙产兴学”为背景,阐述了乡村学校通过将庵观庙宇、宗族祠堂改建校舍,征用庙产和族产作为办学经费的办学过程,以及由此对乡民传统信仰和迷信思想的冲击,引发了传统神权的衰落。在“破旧”的同时,乡村学校也积极向乡民传播新式科学文化知识,而且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和民众的独立人格,培育其公民精神,积极推动乡村社会的自治。论文第三部分,考察了新教育对突破传统习俗和培育乡民健康生活方式所起的作用。学校通过新式教材给乡村输入现代社会的文明礼俗和行为规范,知识分子对新式文明婚礼的提倡引起乡村传统婚礼的变革；乡村社会女子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乡村女性的独立,改变了乡村社会传统落后的女性观念；乡村学校文体课程的设置和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引导和培育了乡民健康的生活和休闲方式。论文第四部分,主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论述了乡村学校在民族危难之时,对乡民国家观念的培育以及抗战信心的鼓舞。抗战爆发后,浙江的大中小学西迁至偏远乡村和山区办学,学校师生通过改编教材、举行文艺活动以及加强体育锻炼等方式,激发学生为民族独立而努力学习的热情和斗志；同时,学校师生积极向民众传播抗日救国的观念,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动员到大批青壮年走上前线支援抗战,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论文第五部分,对近代新教育培育乡村道德之状况作了总结和反思。新教育对乡村社会新道德的培育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但是难以掩盖其在乡村社会面临困境的现实状况。乡村学校要顺利发挥其培育乡民道德、建构乡村社会新的道德体系的作用,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社会落后的面貌。只有乡民的生活质量切实得到提高,道德培育才具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