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我国地方立法的重要形式之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是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重要表现。基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对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保持民族特性、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的实践日益丰富,通过对立法变通的形式、主体、内容、客体、民族和地域分布等多角度地考察,可以发现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已覆盖民俗、经济、环境、政治等若干方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法律的规范性与自治地方民族特殊性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我国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理论研究却力有未逮,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的正当性、合理设定和立法的限度等方面尚有很大研究空间。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的正当性是其享有立法变通权的基础,少数人权利保护理论、民族自决权原理、法律属人性原理和民族自治的历史传统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的正当性来源。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前者包括复杂的地理生态结构、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后者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随着2015年我国《立法法》的修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的性质更清晰地体现为职权立法,立法变通的形式仅包含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了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非变通的法律条文相区分而设定的变通规定、补充规定已不再属于法定形式。在厘清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的形式后,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的法律位阶考量便转化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位阶问题。如果说立法变通的合理设定为立法变通固定了形式,那么立法变通的限度就为其内容设立了门槛,这意味着立法变通必须具有必要性和民族性,并不得对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有特殊规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变通,尤其要划清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