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是一项集探险、观光、休闲、竞技等多重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游憩活动,能够为流域地区长期提供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在内的,较高的综合性效益。开展漂流的物质基础是具备一定流动性的河流水域空间,中国和美国都拥有众多流域面积广阔的水系可为之提供物质基础。但两国漂流游憩产业对流域产生的综合效益存在着巨大差异,厘清并比较中美两国漂流游憩产业发展状态,剖析效益差异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有利于激发我国漂流游憩产业活力,促进其科学发展。研究以水权理论视角入手,基于游憩机会谱系,游憩体验等理论构建研究框架,以中美两国的漂流游憩活动为研究对象,针对中美两国漂流游憩产业发展状态进行了对比性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提出漂流游憩模式这一对比研究框架。漂流游憩模式包含水资源管理、漂流游憩机会供给、漂流游憩体验三大维度。在回溯中美漂流游憩活动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研究以中国贵州省为例,结合全国漂流游憩活动的空间分布数据分析,提出中国的漂流游憩模式为“自上而下”水权结构下形成的单一型、轻体验漂流游憩模式;以美国科罗拉多州为例,结合全国漂流游憩活动的空间分布数据分析,提出美国的漂流模式为“自下而上”水权结构下形成的多元型、重体验漂流游憩模式。（2）形成不同漂流游憩模式的根本性因素是水权结构差异。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水权结构和水资源管理体制,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美国国土上自然水域的可进入性,为漂流游憩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水权结构和水资源管理体制,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国土中自然水域的可进入性,制度成为了漂流游憩发展的根本性阻碍。而形成不同漂流游憩模式的次要性因素是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二者是一定历史与自然状态下受水权结构影响而形成的次生性影响因素。中美河流游憩文化差异,适漂河流分布差异同时作用,引致了两国漂流者的动机与体验差异,一定程度上对漂流模式的形成产生影响。（3）漂流游憩模式的差异会影响其对流域地区综合效益贡献的多寡。美国拥有产业链完善、类型丰富、体验多样化的漂流游憩产业,其综合性效益在各类水资源利用用途中位居前列;中国漂流游憩产业则产业链条短、类型单一、体验单调、发展缓慢,无法为流域地区提供相对较高的综合效益。（4）美国通过漂流游憩水权立法,进一步推动其多元型漂流游憩模式的形成与稳固,表明漂流游憩水权立法符合水资源效益最大化的普适性诉求。游憩水权立法能从根本性解除中国优质漂流游憩模式形成的重大限制性因素。美国RICD水权立法实践表明,针对性游憩水权能从制度层面激发漂流游憩产业活力;当前的中国由于漂流游憩水权缺位,限制了漂流游憩机会提供。因此,建议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完善游憩水权法律体系,就能解除横亘在游憩机会提供前的限制性因素,释放水权的市场能量,激活游憩机会提供体系健康运行,推动优质漂流游憩模式的形成。研究对中国完善河流游憩法律制度体系,树立游憩水权保护观念,促进河流游憩管理能力提升,探索流域水资源分配制度综合改革,推动中国漂流游憩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