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频频抬头以及贸易摩擦的逐年升级,我国出口所依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不断削减,而在高新技术领域又受到欧美国家的限制,因此实现出口转型升级、逐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成为了当前的主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为出口升级提供了思路。从理论上看,人工智能通过要素替代能够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有利于一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多的高技术环节。此外,人工智能通过优化生产流程、促进技术创新、降低贸易成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人工智能和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两个核心研究对象进行了现状分析。对于人工智能,本文在“新基建”这一重大战略背景下,参考以往研究成果对人工智能进行概念界定,并对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人工智能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主要是通过算法平台、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对产业赋能,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Hausmann创立的指标测算了各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发现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东部地区长期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格局。根据对人工智能现状的分析,本文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视角入手,采取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乘积测度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并利用我国大陆地区30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工智能和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可以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经过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人工智能的促进作用依然成立。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的显著性则依次减弱,在系数上也体现为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中、部地区需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实现出口升级。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根据这一结论,本文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加强人工智能理论研究、推动算法平台及算力中心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在各地区均衡发展、建立人工智能多层次教育体系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