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潜在增长率下降、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交织的背景下,依靠要素驱动实现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退出,通过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改革的主题。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提质”和要素投入“增效”是工业行业和整体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工业企业中,按照所有制类型可以分为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两类。公有制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公有制工业企业,与具备活力和创造力的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在发展模式与增长特征中存在显著差异,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公有制工业企业和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差异分解与对比研究,对于两类企业的协同发展与增长质量共同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增加值率是企业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国内外文献,建立了我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工业企业整体增加值率分布特点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微观层面的工业企业数据对增加值率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使用分位数分解方法研究工业企业分布特征变动,再将我国工业企业按所有制分为公有制工业企业和非公有制工业企业,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和JMP动态分解方法,对两类企业增加值率的差异进行静态、动态多重分解研究,深入分析两类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差异及其变动特征。本文的结论如下：(1)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先提升后下降。分时段而言,1998-2003年,我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居中的企业占比上升,增加值率低分位与高分位数企业所占比重略微降低,工业企业增长中要素禀赋优势与低回报效应并存。2003-2007年,要素投入与要素回报效应均驱动工业企业增加值率提升,但增加值率提升的幅度并不大。与2007年相比,2011年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大幅下降且在低水平高度集中,负向禀赋效应、低回报效应驱动增加值率明显下降。(2)由于公有制企业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制定时的“所有制偏好”,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高于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与要素投入的特征相比,要素回报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两类企业增加值率差异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各年份中禀赋收益效应大于禀赋特征效应,并主导两类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差异的变动。(3)我国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促进措施显著提升了其增加值率,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协同提升的基本格局逐渐形成。我国公有制工业企业发展,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改革中,应以提高增长质量为中心,以释放国有企业改革红利、提高公有制企业资本运营效率为目标,不断健全公有制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与之相对,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中存在规模小、收益差、抗风险能力不足等内在局限性,政府应在市场准入、融资贷款、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平等待遇,真正消除由于所有制歧视等导致的各种隐性壁垒,切实保证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而实现要素合理回报的权利。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如下：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外部市场环境、内部投入要素影响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构建了工业企业增加值率提升的理论模型；使用多种分解方法分解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差距,并且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增加值率差距进行静态与动态分解,较全面地分析了工业企业之间的增加值率差距及其变动特征,为有关部门制定科学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将公有制工业企业与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进行比较,在研究视角上有一定的创新,有助于政府相关机构和部门根据不同工业企业类型的具体特征制定特定的、适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