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在提升机会公平、减少金融排斥、降低收入差距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引入普惠金融体系,主张给包括穷人、老年人等在内的所有不同对象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2009年焦瑾璞教授提出要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是我国最早提出普惠金融体系概念的学者。随着近年互联网的发展,我国普惠金融服务发展日益迅速,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通过从总体思路、健全发展机构体系、创新金融产品、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论述。《规划》明确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并将发展普惠金融确立为国家战略,对于推进我国建设普惠金融具有完善的指导意义。目前我国仍存在金融二元化结构,大量小微企业、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被排斥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之外,推进发展普惠金融不仅能够使金融服务主体多元化,将传统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相结合提升我国金融服务的覆盖率,还可以通过与数字技术相结合,降低金融服务的提供成本,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因此,现阶段推动发展普惠金融对于促进我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增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引导金融资源多元配置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经过积极的政策指导和市场化发展,目前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已取得突出的成效,有关普惠金融影响的学术研究也日益增多,但在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方面的探索仍有所欠缺,本文尝试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存在怎样的空间相关影响。首先,本文介绍了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其次,选取了 2011-2018年地级市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我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产生影响的内在传导机制,在进一步分析中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并针对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包容性增长水平。本文通过将数字普惠金融变量进行一期滞后以及使用Bartik工具变量法消除经济增长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保证研究结果的无偏性,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后,回归结果仍然是显著的。第二,本文通过对区域间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带动下取得了更高的发展水平,说明普惠金融政策在中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水平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降低融资约束、提高创新创业机会。第四,本文通过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不仅具有线性效应,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剔除直辖市以消除大城市可能造成的“虹吸现象”的影响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组成维度均存在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示范和传播效应,使相邻区域的包容性增长也得到提升。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第一,加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引导,进一步结合互联网技术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第二,根据区域发展选择合适的政策强度,加强对于发展程度较为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第三,优化金融市场环境,提高区域间的人力、技术等资源流动程度,促进区域间金融发展的带动效应。第四,健全法制规范,完善监管体系,鼓励加强人们的金融教育与互联网教育水平,有效降低边缘群体的自我排斥。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在于:第一,从研究方法上,除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路径外,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本文在进一步思考部分将空间相关因素引入模型,使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提供促进我国包容性增长发展方向的理论依据。第二,从研究内容上,本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法构建工具变量,消除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提供了融资约束和创新创业两个传导机制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