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旨在回答何以滇藏川地区虽然有着多样的自然环境和族群类型,但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最终还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的问题。为此,笔者选取了这一地区曾经非常活跃的物资交易通道茶马古道同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化这一课题,在梳理茶叶为主的物的生产、消费、规制过程中,分析讨论茶叶等物交流带来的表征和认同,考察在滇藏川地脉中形成的茶马古道“如何造成现在”研究中,笔者将把源于自然的茶叶视为滇藏川边疆的“人工制品”之一,将茶叶放在了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的拓展及文脉的贯通中,分析茶叶等物的流动对区域内不同地区和族群的民众之间的相互依赖、交流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滇藏川地区商脉贯通带来的多元经济与政治的文脉化过程。为此,笔者不仅要考察这一人工制品的贸易与流动情况,而且要分析这个过程中茶叶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生产与大量消费的；在茶叶的生产、消费活动背后,体现的是人们的何种心理；茶叶对产地和消费地的民众有何表征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等等与生产实践、贸易规制、文化象征相关的问题。虽然茶叶只是地球上众多植物中看似非常普通的一种,但它历史上却被国人赋予了众多的内涵,不只是待人接客时的饮料,也不只是人与人交往中的媒介,它还是全国范围内好客、素朴、高雅、健康、文明等一系列文化特质的象征。就地脉而言,对茶叶重要起源地的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的民众而言,茶叶生产还是他们的先民在曾经严酷的生境中获得一定免疫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茶叶的大规模种植也促进了滇川两地山区农业的发展,为滇藏川地区商脉的连通奠定了基础。就商脉而言,茶叶的生产与贸易是滇藏川地区在物产上的专业性与互补性的结果之一,茶叶的消费和贸易也促进了三地区的商品往来和商脉的长途贯通。在茶叶的大规模流动过程中,以商人为载体的各地区人员及其文化在滇藏川地区开始大规模地交流,不仅改变了这一区域原有的市场布局,而且加速了区域性集散城镇的出现和扩大,推动了滇藏川地区多元经济和政治朝着文脉化的方向发展。在唐宋之前上千年的民间已有基础上,唐宋以后的政府主导的商贸往来活动,既是国家控制与管理包括滇藏川在内的边疆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茶叶在滇藏川和更广泛地区形成的文脉化效应的初显。对滇川藏和更广泛地区而言,茶叶的消费还为城市饮水的清洁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保障了成都等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茶馆等场所在城镇、集市和社区中的出现,还为社区民众创造了信息、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人的性格特征,最终在西方世界中塑造了一个“温和”的东方民族形象。就文脉而言,滇藏川地区儒家和藏传佛教文脉的交汇同地脉的拓展一起,使得来自不同地区和族群之中的商人得以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障碍,为他们将茶叶等货物运销到更远的地区铺平了道路,推动着商脉的延伸。茶叶流通中产生的文脉化效应突出地体现在藏区民众对茶叶起源的集体记忆上,茶叶已经成为了他们表达认同的符号之一。而且这一看似如牵牛花般柔弱的力量在藏区等茶叶消费区同滇川等茶叶产区内部自发的、强大的凝聚力,不仅使商脉网络结成了一个类似牵牛花藤蔓网络版的彼此互惠、相互依赖相对稳定的整体,而且还使之更为稳定、更加牢固,得以对抗外力的干扰与破坏。总体上来看,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就像滇藏川地区的牵牛花一样,根植于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文脉土壤并穿行在这一三维一体空间之中,同时也对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文脉引发了一系列反应,使这一区域的多元经济和政治均呈现出了强烈的文脉化趋势并凝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今天这一交通运输网络虽然因为现代交通的发展已被弃用在了高山深谷中,但它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成为了滇藏川地区众多游客争相凝视的旅游标志符号。对这一游客凝视符号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它作为旅游景观的特性是旅游者争相凝视的重要动力,但大多数游客在茶马古道旅游中追求的都是茶马古道的“符号”,或者说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地脉、商脉交织中由茶叶、古道等有形之物形成的一套符号体系。本文的研究将把茶马古道这株牵牛花重新放回了包括茶叶产区和消费区的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文脉的“土壤”之中,通过对茶叶等物资的表征、生产与贸易的关联、认同的产生和相关规制等问题的“解构”,梳理出茶马古道于历史和今日滇藏川地区多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中的关联效应。以期通过对茶马古道延伸和这一区域文脉化过程的梳理,说明作为中介物的茶叶在滇藏川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同时以茶马古道旅游为例说明今日旅游消费的若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