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观念是先秦时期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横跨三大领域:宗教理论、诸子学说和民众信仰。“鬼神”不仅是先秦时期人们的信仰崇拜对象,也是统治者维系宗族、收摄人心的重要工具,更是诸子学说中关键的理论点之一。本文以时间发展为主要线索,在结合经籍资料与民间信仰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先秦鬼神观念流变的线索,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本文首先从字源学角度考释“鬼神”二字的本义,指出在原始社会到殷代中期,“鬼神”观念是相分离的。“鬼”之一字的原始意义是指巫师在祭祀活动中头戴面具起舞,而后引申为人死后的形态。“鬼”的最初内涵只有“祖先神”。而“神”则是指以山川神灵为代表的自然物神。“鬼”、“神”这两个观念并没有合并。而到了殷代中后期,“鬼”、“神”观念发生了合并。殷人的“鬼神”观念的核心内容依然是“祖先神”,但是由于在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中本身存在的自然神化因素,以及在自然物神崇拜中存在的人格化因素的双重作用,从殷代后期开始,“鬼”迅速与万物有灵论相结合而扩展至各种“物神”,形成通常意义上的以祖先神为中心,包含各种自然物神的“鬼神”观念。　　 其次,本文将探讨周人的鬼神观念。周人代殷之后,对殷周之变的全方位反思中也包含对殷人鬼神观念的反思。由于殷人虔诚的鬼神崇拜并没有使鬼神保住政权,所以周人指出鬼神庇佑的依据并不只在于血缘。周人对“鬼神”观念作出了第一次重大变革:将“礼”和“德”的元素引入“鬼神”,提出“鬼神飨德”,并制定了严格的礼法规范来祭祀鬼神。“鬼神”作为一个以道德为评判标准的赏罚者的形象由此确立。　　 在周人改造鬼神观念之后,孔子完成了对于殷周鬼神观念的一次总结和升华。本文认为孔子继承发展了殷周“鬼神”观念最核心的价值,同时强调“孝”和“德”；并且从政治教育家的角度将作为信仰对象的“鬼神”与“神道设教”的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最后还将儒家的“鬼神”观念领入形而上学的发展道路,使后来的儒家一定程度地放弃了对于实体“鬼神”的探究。　　 本文还将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鬼神观念。周王朝统治的衰败也使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信仰发生动摇,人们对于“鬼神”的功用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和质问。春秋战国是诸子的时代,而诸子无不将整顿“鬼神”观念作为解决时弊的重要途径,但他们的路数不尽相同。墨子力图恢复人们“鬼神”信仰的虔诚,重新树立“鬼神”全知全能的赏罚者形象,本文称之为“复魅”。而老庄道家和荀子韩非则是对“鬼神”进行了否定性的“去魅”,但这两派的道路并不一致。道家是从“无”的意义上对于“鬼神”赏罚存在的道德基础进行了否定；荀、韩则是批判了“鬼神”迷信的虚妄,但又将“鬼神”政治工具化。此外,管子对于“鬼神”的探讨也为先秦鬼神观念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以“精气”为“原子”构建“鬼神”,本文称之为“鬼神”的物化。　　 除了官方宗教和诸子学说,民间信仰中的鬼神也是先秦鬼神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荆楚文化中的“鬼神”观念为代表来探讨民间鬼神观念,认为荆楚文化中的宗教色彩瑰丽多姿,楚人对于“鬼神”的态度也与中原大不相同。而了解此时期楚人的“鬼神”观念是研究整体先秦鬼神观念流变不可获缺的一环。　　 本文认为,先秦时期是整个鬼神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膨胀期。在此时段中,“鬼神”由最初的单个体概念发展为复合概念,由绝对的、以血缘为区分标准的至上神变为以道德为评判标准的赏罚者,由单纯的祭祀崇拜对象转变为包含崇拜、教化、政治功用和虚妄迷信的复杂对象。先秦时期鬼神观念的流变也为其后整个中国鬼神观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