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是建立在对唐、宋文化性质差异认识的基础之上,在内藤看来这种文化性质上的差异就是唐、宋各自时代内涵的体现,也是中国中古史与近世史分期的依据;同时,他还认为造成唐、宋时代文化内涵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内在和外来力量的共同作用,即最早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在后汉中期,不仅完成了自我内部的充分发展,也逐渐停止了对其他外部地方的扩展,内藤将之划分为中国历史的第一期,即上古时代;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叶,内藤以为这是接受中国文化刺激后逐渐觉醒的外部种族开始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期,中世时代;宋元以降至明清,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进入第三期,外部种族的力量在唐末五代达到顶点,中国也以此而进入近世时代。据此,内藤以为不同的历史时代就会造就不同的文化时代特色,上古与中世基本上是贵族文化盛行的时代,而近世则是平民文化的时代,在内藤看来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是近世最重要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内藤又认为文化是时代与地域共同交汇的体现,这就是历史上的“文化中心”。上古时代的文化中心是洛阳,而中世的文化中心则移往长安,到了近世则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而文化中心在南的格局,文化中心是随着时代和地势的变化而推移的。不仅如此,内藤还以为在东洋文化一体的基础上,近世以来所出现的“文化中心”将会超越民族与国界的限制,必将出现另一个东洋新的文化中心。在内藤看来,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已经有了代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实力,因此它不但要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文化新的中心,而且中国文化也终将为日本的独特的文化特性所消融,并以此确立东方文明“新极致”,他指出这就是日本未来的文化“天职”。内藤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轻忽中国文化错觉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宋代近世说”。在内藤看来,中国早在八百到一千年之前的宋代就进入了近世,它虽然超迈世界近世历史进程有四、五个世纪,但这也是因为它过早成熟的社会形态,导致了时下中国弊政丛生,即在近世君主独裁政治下,造就了朝廷官员与政务的脱离,从而产生了胥吏、民众缺乏对国家的责任心和政治德义心等社会治理上的弊政,从而制约了中国迈向文明社会的步伐,对此内藤以为这需要外部力量对它进行所谓的“刺激”,就如同中国历史进程中那种外部力量反作用于中国内部那样。在这里,内藤以文化的同质性消弭了民族的差异,为日本的对外侵略穿上文化的伪装,使得他的文化论失却了道义存续的基础,也使得人们更加珍视守护学者的良知。尽管如此,内藤的“宋代近世说”依然有它学术上的标的,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史研究的现代学术典范,成为后学者持续探究的学术生命源泉之一,而且也是在近代失衡的东西文化格局中对东方文化的自我认强化与认同,当然这需要学者超越利我的政治诉求,秉持客观中立的精神,而这也是内藤自身的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