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调查性报道对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进步功不可没。而媒体报道促进社会变革的第一步是使报道事件成为公众议题，从而形成舆论引导社会进步。 沿此思路，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厘清了调查性报道的学术位置，指出调查性报道是与事实性报道和深度报道并列的概念，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事实性报道的深入、深度报道的基础：然后通过梳理调查性报道的历史功绩和功绩产生的过程引出议程设置理论，再将议程设置理论分为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引出探讨传媒议程如何上升为公众议程的研究主题；第三节厘清了本文要讨论的公众议程的范围，并结合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特点，阐述了有效公众议程设置的功能。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按照先总后分的思路，分别讨论了什么样的议题能够进入公众议题：谁对公众议题的设置发挥了作用；以及进入公众议题的路径。 第二章重点论述了具备公众议程价值的调查性报道主题。笔者通过“基金黑幕”、“郎顾之争”、“孙志刚案”等调查报道案例总结出与政治要求相适合、与转型期时代特征相契合以及具有普遍性、制度性、思想性价值的主题能够进入公众议程。第三节则将转型期具有公众议程价值的事件分类，并逐个分析了调查性报道对各类事件的介入点。 第三章对参与调查性报道传播过程的角色进行分析，重点论述了“否定意见者”、“公共知识分子”和“决策者”对“推广”调查性报道影响力的作用，并就各角色参与公众议程设置的模式进行了总结和例证。第一节通过“基金黑幕”、“郎顾之争”、“国泰君安百万年薪事件”以及“躲猫猫”事件的分析，提出了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的不和谐传播模式——“二极传播”概念，总结了对立意见对议程的传播效果存在“不沉默的螺旋”规律，并总结出二极传播的二种模式：对立模式：解释模式，并将解释模式分成澄而不清模式与解释过度模式。 第二节对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意见领袖”传播的两种模式进行解构，指出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有将媒体议程扩大为公众议程的作用，还能够延伸主题的深刻性，更彻底地提出问题和设置议程。主要案例有：“基金黑幕”、“郎顾之争”及“孙志刚事件”。第三节总结了决策层通过两种方式操纵调查性报道的公众议程设置：一是借力模式——通过调查性报道产生的变革突破口获得社会变革的便利性，例证有罗斯福总统之于黑幕揭发运动：二是门闸模式，通过放行或管制媒体的内容设置议程，取证案例为“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报道”。 第四章则对调查性报道主题传播的过程举例分析，提出两条传播路径：媒体同行——横向路径，即同一调查事件在不同媒体之间传播，主要案例分析有：“孙志刚案”、“谁的鲁能”“水门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其中“谁的鲁能”一案是从反面说明重大的报道主题如果缺乏媒体同行的跟进，仪凭单个媒体要设置公众议程力有不逮；集束性报道-纵向路径，即通过同一主题串联起不同事件和当事人的调查报道，纵向形成议程的集聚效应，主要分析的案例有““躲猫猫”事件”、“出租车行业各地相继罢工报道”以及“郎咸平炮轰TCL、海尔、华晨仰融”，对这些案例的分析结论说明了事件独立、又指向同一社会主题的系列报道对主题向公众议程扩散的强力传播效果。 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各章节得出的研究结论和成果。这些结论和成果既可以在事后用来解释议题传播现象，也可以作为事前用来指导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战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