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英语anger)”是人生命过程中最危险的情感之一(Ekman&Friesen 2003),长期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情感开展了广泛研究。在英汉“anger/怒”概念隐喻研究方面,主要研究者有K?vecses(2000b,2010,2020)和于宁(1998)等,他们对“anger/怒”及其他情感词的概念隐喻类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提出了“怒是热”是英汉语“anger/怒”的主要概念隐喻。还有研究者如林书武(1998)、吴世雄等(2016),他们对Lakoff&K?vecses(1987),K?vecses(2000b,2010)等提出的“anger”及其他情感词的概念隐喻类型进行了验证性探讨,提出了汉语“怒”的其他概念隐喻类型,研究成果颇丰。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基于大型语料库数据对英语“anger”及其曲折变化形式和汉语“怒”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搭配构式及其反映的概念隐喻层级结构进行系统研究。为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用大型语料库数据及语料库分析工具对英语“anger”及该词的曲折变化形式和汉语“怒”词及它们在具体语境中的搭配构式进行考察,再分析这些构式反映的“怒”概念隐喻以及这些概念隐喻在“心理空间”(mental space)和“框架”(frame)层级的概念结构以及形成这些概念结构的认知机制。本文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1.英汉语料库中使用了哪些“anger/怒”的构式?2.“anger/怒”的这些构式反映了哪些概念隐喻?3.英汉中的“anger/怒”隐喻概念化的认知理据是什么?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K?vecses(2017)提出的“概念隐喻多层级观”(Multi-level View of Conceptual Metaphor)为理论基础,对英汉真实语言环境中实现这一概念隐喻的“心理空间”层级构式及其搭配词(collexemes)进行搭配分析,进而揭示这一隐喻概念的概念结构特征。本文分别以英语“anger”词及该词的各种曲折变化形式和汉语“怒”词为检索词,对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和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BCC)这两个大型在线语料库进行检索。其中,英语检索出3834条“anger”及其曲折变化形式的隐喻表达,汉语检索出846条“怒”词的隐喻表达。检索出来的这些“anger”和“怒”隐喻表达语料被下载下来后用Antconc 3.5.0语料库检索工具进行进一步检索和整理,其目的是通过检索,找出这些隐喻表达的构式及实现这些隐喻表达的搭配词语。接着,用Gries(2014)构式搭配分析工具(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3.5)对落入这些构式槽中的搭配词语进行构式搭配分析,以确定该构式反映出的主要概念隐喻类型。随后,本文根据这些构式中与“anger/怒”搭配的词语进行横向搭配分析,并根据该分析提供的信息对“anger”和“怒”隐喻表达进行概念隐喻类型分类,同时在“心理空间”层级对实现每一类概念隐喻的搭配词进行分析,以发现这些搭配词体现的该概念隐喻在“框架”及“域”层级的概念结构特征。最后,本文对英汉“anger/怒”隐喻概念化的认知理据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语料库数据,通过分析研究,本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发现:第一,从语料库中提取的“anger”及其曲折变化形式和“怒”词的概念隐喻可以体现为4种类型的构式:域构式(Domain Construction)、谓词修饰构式(Predicating Modifier Construction)、论元结构构式(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介词构式(Preposition Construction)。这4类构式与Sullivan(2013)关于“隐喻语言的框架和构式”的分析相吻合。对构式中与“anger”及其曲折变化形式和“怒”搭配词语的横向关系研究,揭示了英汉语中“域”层级共享的源域概念具有产生不同框架结构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以往对“anger”和“怒”概念的纵向关系研究没有得到的。其中的细微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英汉语中相同的构式可以揭示出两种语言表达在“域”层级概念结构的差异性。二是构式中搭配词语的横向关系研究可以揭示两种语言共享源域概念的不同框架结构。例如,两种语言共享的构式[某某的+anger/怒]揭示出两种语言共享“领属物”这一源域概念,而该构式的搭配词语揭示汉语的领有物主要是一种“旋律”,英语中的领有物主要是一种“液体”。第二,英语语料库中“anger”使用的构式反映的概念隐喻类型多于汉语语料库中“怒”使用的构式反映的概念隐喻类型,但“怒是物质”而非“怒是热”,是英汉两种语言的中心概念隐喻,这一发现不同于过往的研究结果。anger/nu使用的4种构式揭示出英语中“anger”有15种概念隐喻类型,汉语中“怒”有9种概念隐喻类型,且这9种概念隐喻全部与英语中的概念隐喻共享。从每种概念隐喻在语料库中占有的隐喻表达比例来看,“怒是物质”这一概念隐喻的占比大大高于其他概念隐喻。汉语中这一隐喻占所有“怒”隐喻表达的71.28%,而英语中这一隐喻占所有“anger”隐喻表达的47.60%。构式搭配词的横向关系研究发现,当“anger”或“怒”被概念化成“物质”时,以下三种物质在两种语言中得到凸显:火、液体和未明确的物质。另外,汉语中还有一种物质在“怒是物质”这一中心隐喻中得到凸显:气。两种语言中被凸显的这些物质,只有很少一部分与“热”有关:英语检索项中有75例,其中58例被概念化为“火”,只有17例被概念化为“热的液体”;汉语检索项中有71例被概念化为“正在燃烧或爆炸的物质”。“怒是物质”这一概念隐喻中,大部分检索项都没有显示被概念化的物质与热有关。因此,本文认为,“怒是物质”而非“怒是热”,是两种语言共有的中心概念隐喻。这一发现不同于以往研究认为“怒是热”是英汉语“anger/怒”的中心概念隐喻的论断(Lakoff&K?vecses 1987,曹瑛2011,林书武1998,曲占祥2008,孙毅2011,孙毅、陈朗2008,吴世雄等2016,于宁1998,张辉2000等)。此外,从该中心隐喻被凸显的主要框架结构看,汉语中被凸显的是“身体里必要的物质”(中国传统哲学称之为“气”或“火”),而英语中被凸显的是“未明确的物质”。第三,在“anger”和“怒”隐喻概念化过程中,身体体验和文化体验都起着作用,但“框架”层级较之“域”层级蕴含着更丰富的“anger/怒”隐喻概念信息,且文化因素比身体体验在这一层级概念产生的影响更大。在“域”这一层级,英汉语都倾向于将“anger”或“怒”概念化为物质或容器,这一现象可能就是源自于人们对“anger/怒”概念的身体体验,以至于两种语言都大量以身体效应为其概念化的基础动因,都把“愤怒的身体效应代表愤怒”作为“anger/怒”概念隐喻表达的基本转喻原则。但本研究发现,在这一基本原则之下,英语倾向于用全身某个身体部位的不适,特别是“疼痛”来感受,且多于汉语中表达“怒”时所使用的身体部位,汉语更倾向于用身体内的某个体腔特别是心腔来中和或平息身体里的“怒”。在“框架”这一概念层级,英汉两种语言体现的独特文化模式是导致英汉“怒”隐喻概念结构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英语中,除了以往部分研究提出的“四液体说”这个文化模式外,本文还发现西方哲学关于“火”的哲学思考,英国人祖先的“尚武”及“重商”等对他们“anger”概念的隐喻表达产生着重要影响。从频次来看,在英语中没有一种文化模式对他们的“怒”概念隐喻表达起统领作用。相比之下,汉语中“气一元论”对“怒”的概念隐喻表达起统领作用。汉语中对“怒”的概念结构产生影响的文化模式有阴阳、五行、传统中医哲学、“和”文化等。这些文化模式可以归结为对中国哲学思维产生重要影响的“气一元论”。古代中国朴素唯物论者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唯一物质,这一思想从各方面对中国人的生活,包括情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一哲学思想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解释在《说文解字》中所有跟“怒”有关的字及其意义都被解释为“体内气的增加和淤积”(林源2004)。与以往关于“anger/怒”的概念隐喻研究相比,本文具有以下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理论价值方面,本文通过揭示“anger/怒”概念在真实语言情境中的层级性和动态性,证实了K?vecses(2017)提出的“概念隐喻多层级观”。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通过分析“anger/怒”与其搭配词在构式中的横向组合关系,“心理空间”及“框架”等这些比“域”概念层级更具体、更细微的概念结构可以被揭示出来。这一方法为解决以往研究中关于英汉“anger/怒”共享隐喻“域”层级概念结构异同的争论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实际价值方面,本文把认知语言学理论与语料库数据方法相结合,丰富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以大型语料库数据为基础,利用语料库分析工具,对英汉语料库中出现的“anger/怒”的构式类型,以及由这些构式反映的概念隐喻及其概念层级结构进行客观、系统的统计分析,以此得出分析结果。这些研究实践比以往内省式的分析更客观、更全面、更具有说服力。其次,本文从身体体验和文化体验两方面对英汉“anger/怒”隐喻概念结构形成的认知理据进行了阐释。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基于语料库数据,提出了文化影响因素大于身体体验影响因素,对未来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