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93年7月青岛啤酒H股在香港成功IPO开始,到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上海开设“国际板”为止,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走过了美国需要近百年的成长路。境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IPO态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境外上市的初期,限于体制和文化上的不同,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一直是境外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关注的问题。在十九年后的今天,大多数过千亿资产的中国中央企业早已在海外上市,入围《财富》杂志2010年500强的中国企业更多达46家。这些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之高,不但完全满足上市地监管者的要求,甚至对推动和提高上市地的公司治理水平起到带头榜样的作用。这种成就在十九年前无法想象的。以“国际板”为例,其中一项IPO要求是:境外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应不低于境内上市公司相应的要求。这种要求不是表明,今天中国的公司治理水平早已在世界之前列吗?　　 有关IPO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多是从微观角度去分析公司治理的个别元素,例如独立董事人数、各董事会委员会的组成、关连交易、董事会主席是否由独立董事出任等等,与IPO的首日股价和利润的关系。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IPO的公司治理是强制性的。发行人已失去可以因应本身情况,选择合适公司治理水平的自由度和权利。传统上以内部治理水平来区分发行人的优劣和投资价值的传统标准不再适用。因此,本文以IPO的公司治理是强制性为前题,通过比较美国的纽约交易所(NYSE)及纳斯达克(NASDAQ),香港的联交所(HKEX)和新加坡(SGX)的凯利板(Catalist)三地IPO市场的公司治理要求,从供应方、需求方和监管方分析中国企业到当地进行IPO的目的、方法和趋势。　　 本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文章构架进行规划,包括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和研究创新之处。　　 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以发行人的角度、投资者的角度、监管者的角度和成本效益角度,去分析境外IPO与公司治理的互动理论。　　 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从供应方、需求方、监管方等三种角度,分别分析美国IPO市场、新加坡凯利板市场和香港联交所的主板市场。最后一章对境外上市及公司治理进行总结及评论,并基于最适公司治理水平,给出中国大陆公司境外上市的最适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