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母性书写成就斐然,作家们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做出了艰苦的尝试。他们一方面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政治话语相联系,符合时代主流；一方面又不满足于表现单一化的主题,力图从严肃的革命话语中发掘本然的母性温情,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增强革命性书写与人类文化摇篮的母性怀抱的某种联系。他们将被革命话语排斥在外的“母性”进行乔装、改写,使其“合法”进入革命文本,希望用母性特有的细腻柔情,来填补整个时代缺失的人性温情。同时,在时代浪潮般宏大叙事话语的影响下,作家们的母性书写的初衷也难免会发生改变和扭曲,许多文本中的母性所承载的不可能仅仅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个人之爱,母性亲情由于被赋予鲜明的政治色彩而显得淡化或单一化。本文从三方面展开关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母性书写的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其小说中的“母性形象”进行分类分析。在这一形象群体中,既有革命与母性相生相克的“花木兰”和“铁娘子”,有革命与母性同向生长的知识女性和劳动女性,也有革命与母性水乳交融而性格各异的大娘、大嫂形象。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母性叙事的双重策略,其创作整体上呈现出显性的革命叙事与隐性的人性叙事的复合和交叉。第三部分主要从母性与革命的互证互疑及互补互拆方面,来分析“十七年”母性叙事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在政治话语强化而个性话语相对弱化的时代环境中,其作品每每体现出作家在二者之间的徘徊和挣扎。在其整体性的时代局限中,有的作家也在勉力用真实的母性体验去冲淡某种符号化的外在要求,使其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在浓郁的意识形态氤氲中,依然绽放出绚丽的母性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