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洮州，汉人与各个族群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严酷生态压力和文化多样性交织起来的边陲情景中，洮州社会呈现出生动的社会组织化图景。从跨越县境的区域到村落社区，青苗会组织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组织层级，它不仅兼容和整合了异质性的信仰仪式，而且将不同族群的人纳入到同一组织架构之中。青苗会所形成的广泛社会联合，不仅有效地抵御了生态灾害，实现生产、生活的合作与互助，并在文化上促进了族际团结和边陲社会的稳定。　　人类学小生境理论强调人类群体的排他性，但实际的人类小生境不单存在竞争，不同群体为了更有效地提高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往往进行文化接触和融合，进行较大范围的合作与互助。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小生境概念具有竞争与合作的双重特征，这为分析不同群体和不同基层组织之间的生计、声望竞争，为社会生活中的农事合作和生态防御行动，提供了符合地方实际的理论依据。　　洮州社会的历史是国家权力逐步深入边陲基层社会做出反应并以组织形态与国家互动的历史过程。就是说，国家通过政治军事手段严密控制边陲社会，通过“土流参治”去消解“异族”、怀柔土著，通过茶马互市和国家军事农业在经济上控制地方社会，又通过神道设教、封神造神的信仰正统化过程对边陲社会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控制。可以说边陲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隐现着国家的面孔。弗里德曼所谓边陲社会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说法并不是东南社会组织强盛的根本原因，洮州的组织化社会特征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　　青苗会常常按照冰雹发生的线路形成一个基层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之间的联合也是建立在防御冰雹灾害的协作基础上，按“雨打一大片，雹打一条线”气象规律，顺着冰雹线路形成跨地域联合。社会联合的信仰基础是某些龙神保持着拟亲属关系的传统情谊，其次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共有价值。洮州出现规模较大、体系完备的青苗会组织，(1)不是按单纯的祭祀圈和信仰圈模式进行组织化建构;(2)不是依靠市场交换和社会分化的经济作用，也不是在区位框架中，即“市场体系”和“边疆环境”中产生和形成基本的社会单元或社会组织。　　从青苗会举办的庆典、演剧、庙会和“扎山”仪式获得的经验观察，表明社会组织与仪式的关系是互构的。庙会上的庆典和演剧为社会结构的整固和社会联合提供了舞台和机缘，村落社会因而获得合作的潜力。演剧和其他祭祀仪式对不同文化进行整合，对不同祖先、不同族群的异族崇拜进行强化，从而培育了分担公共事务的社区感，加强了地域间的互助与合作。集体互助行为与共同仪式一起塑造了青苗会，建构了村落和超村落、汉人和非汉人的社会凝聚力以及地方认同感，同时青苗会也在这两个领域内发挥着精神信仰和实际行动的作用。由此看来，庙会是乡村组织的表象，仪式是社会组织的孵化器。　　本文将地方社会变迁，包括青苗会的组织变迁，纳入到晚近中国两次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段中进行考察，比较出社会史对华北青苗会、汉学人类学对华南宗族社会研究的不足，即以往研究不同程度地割断了文化、仪式、生态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而文化、仪式、生态以及政治、经济共同影响着地方社会和社会组织。其中技术革新因素对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它一方面造成某些文化形式的消失，另一方面也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促使文化形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以延续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仪式制度和互助惯行是特定时代的低效率生产方式的产物，它曾经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所以有必要以发展和变迁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现象。　　在讨论基层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以及地方与国家关系问题时本文建构了一个“星团”概念。“星团”的概念包含两种涵义:其一指称一个基层社会，来说明它是如何将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起来而形成一个实际起作用的青苗会组织，其中“引力”是一个关键点;其二指称一个“星团”集合，它们构成整体意义上的地方社会。地方社会在国家-社会的视野里做“自转”和“公转”运动，其关系和互动方式遵循着“公转不离心，自转不脱轨”的类似于宇宙法则的社会规则。总之，文化多样性或族群差异性寓于同一社会组织结构中，即汉人青苗会把不同文化的群体和异质的文化因素统合于一个组织架构内，为人类学社会组织研究和族群理论提供了一个地方性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