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提出“技术脱钩”的言论,其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制裁导致其全球生产活动被迫中断、随后将华为纳入“实体清单”,以及中国在微型芯片领域至今对美国产品的高度依赖等事实,暴露出中国高技术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存在被人“卡脖子”的脆弱性隐患。此外,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3月重新诠释欧盟对华政策,将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和“经济竞争对手”,欧洲议会通过外资审查法案,拟在基建、国防、能源、通信和数据存储等关键领域加强对本土企业的保护。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更是加剧了国际经贸格局的动荡,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生存能力备受关注。因此,向以美欧为代表、位于全球价值“上环流”的国家或地区投资的中国高技术企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走出去”企业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国际经贸格局动荡的冲击、继续稳健的“走下去”,是迫切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上述背景下,结合当前中国所处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形成的“上环流”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形成的“下环流”的国际分工双环流中枢纽地位的特点,在“国家特定优势-企业特定优势”框架下,本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从“国家特定优势-企业特定优势”二维视角构建中国高技术产业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机理,重点关注不同环流路径选择的影响,随后,以2005-2015年335家中国高技术产业OFDI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设定企业生存能力综合量化指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高技术企业“走下去”生存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行业的GVC地位是影响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因素,企业的规模、年龄、资本密集度、资产负债率和研发能力,东道国的发达程度和制度质量也影响了OFDI企业的生存能力。以行业GVC地位指数测度的东道国特定优势的提升将有助于中国高技术企业生存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对于选择进入下环流国家或地区、以及位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母国地区的差异性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得以证实,珠三角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走出去”的企业更加能够受益于东道国行业GVC地位的提升,继而提升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