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面向真实的社会问题,融会众多先进思想成果,是时代思想的伟大结晶。在不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之中,马克思发现,以往社会结构理论的最大不足在于没能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理论不是源于现实,便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最初认识,是从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开始的。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解决问题方式的表面化,指出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矛盾的认识不应重新辨认逻辑概念,而要把握特有对象的现实逻辑。为了探索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逻辑,马克思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现代社会同资本的关系是内在同构的。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理解社会结构发展规律的钥匙。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过程凸显了他的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以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变化为研究对象。社会结构本身的复杂性赋予了社会结构理论的丰富性。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涵盖社会与国家、社会与个人及社会与自然三重核心论域。从研究的具体层次来看,则可以归纳为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功能结构及社会关系结构三个重点层次。马克思首先从社会基本结构着眼,确立社会结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继而以此为逻辑起点,展开对社会功能结构内在特征和相互联系的阐述,并在社会基本结构的框架中分析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系统回答了社会结构的产生、形成和运动规律。社会基本结构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形式,是社会总体结构中的主导性结构。社会功能结构是对社会基本结构运行逻辑的必要补充,对应的是人们活动的基本领域。社会关系结构是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影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功能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分析并不存在逻辑上的互斥,而是体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和统一性,反映出他对社会结构不同维度的考察,即,本质的维度、功能的维度和现象的维度。这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完整框架。马克思把人们对存在问题的关注导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却又不仅仅浮在社会现象的表面。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上,因此既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要求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把握主客体相统一的原则。随着实践观点的确立,社会结构在马克思那里开始被理解为一种现实的关系性存在。马克思从人们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出发,揭露了财产关系、法权关系的现实基础,粉碎了把政治、法律等观念和制度的上层建筑看作是与经济利益无涉的自由意志的幻想,也正式确认了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一结论。实践特征从本体意义上阐明了社会结构的产生,关系特征从现实层面展示了社会结构的本质,形态特征则从历史维度上勾勒出在一定历史阶段下社会结构的总体特征、性质及其历史演进规律。马克思从不同的语境出发,提出了包括技术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形态、和主体社会形态等多种角度的社会形态图景。马克思视域中的社会形态演进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也是必然性与选择性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和推进。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对社会基本结构矛盾关系进行了再次阐发,尤其强调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恩格斯的补充和发展是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在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新现象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结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复杂关系以及对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和起源的深度挖掘中。但是,他们也犯了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简单化、片面化的错误。列宁直接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社会具体实践的统一中,他找到了理论的突破点。列宁从帝国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出发,从俄国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在不断的实践中开辟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的现实道路。斯大林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吸收主要体现在社会基本结构及社会关系结构等方面。他在理论上基本遵循了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但存在深度上的不足,在运用上又有某种照抄照搬的缺陷,从而在实践上造成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失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西方国家的革命却都逐渐沉寂。这种暴力革命运动的相反命运促使一批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理论。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言说马克思主义之本质,或主张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提出重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对基本概念的更新中重构社会结构理论,或立足于现代科学理论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更为清晰的厘定,或试图以新的概念替代唯物史观的经典概念;他们在对阶级问题的改造中否认马克思阶级观点的理论逻辑,或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已成昨日黄花,或将阶级分析从政治领域置换到社会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理论做出的各种或人本或规范化的理论界说,尽管存在某些局限(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但也从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由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需要,唯物史观从多种途径传入中国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得到了认同。他们明确主张以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作为社会改造的手段,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改造的目标,从而掀开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状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然而,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并非一帆风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结构转换的思想,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还诞生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造性分析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但在现实中最终建立起来的却是一种高度集中、僵化封闭的社会结构。由于社会建设经验的不成熟和对经典理论理解的片面性,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运用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历史警示我们,对社会结构理论的运用不能脱离实际,对社会结构的塑造不能带有想当然的人为设计色彩,不能用发挥主体性的冲动去排斥社会结构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进入社会建设的改革时期后,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冲破思想禁锢,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遵循社会基本结构的发展规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确立,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识,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则。探索符合现有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推动上层建筑的不断完善成为了解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随着社会基本结构的转变,我国两大基本阶级的内部结构和处于两大阶级边缘地带的社会团体的关系呈现复杂化趋势,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政治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相互关系,也直接反映了同时期中国社会基本结构改革的成果。社会基本结构改革的成果还体现在社会功能结构的变化上。随着改革的推进,政治权力从经济、文化领域逐步退出,社会功能结构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趋于松散化,开始各自探索符合本身发展规律的发展路径。凸显人的中心地位,重视社会结构的整体发展及不断探索改革方式的规范运行是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我国运用和发展的三条宝贵经验。马克思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破解社会结构之谜,深刻揭示出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学理分析和实践运用,不能随意抽取其中的一个部分加以渲染,也不能将该理论扩大到任意解释的范围。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必将在与其他学科的广泛互动中、在与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入对接中得到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