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研究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通过追问译文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对译文偏移处进行考察，揭示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传统的翻译理论一直假定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平衡对话，但是，在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而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使得平衡的对话根本无法实现。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两国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特权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于1856年至1860年间发生于中国本土。这场战争以清政府的战败而结束，其结果便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对于《天津条约》的签订背景、签订过程及影响等相关方面已有很多研究，然而对于条约本身及其译本却鲜有人关注。本文以中英《天津条约》的中文译本为例，以后殖民翻译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结合条约中二十个相关语例，主要通过权力差异及后殖民理论三个关键观念探讨译者在条约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其原因。另外，本文还试图通过分析中英天津条约的条约文本，探求翻译在权力不平衡的前提下如何在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霸权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揭示译者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其主动性，通过一些翻译策略擅自修改并扩大原文内容，一改传统原作优于译作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