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因为西方的侵略而被迫开始的,虽然中西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但晚清时期的中西交流却与之前绝然不同,作为中西交流媒介者的作家文人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在此时期,洋务运动兴起,开启了中国人到西方留学的活动。陈季同作为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之一,便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夹缝之中,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多变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他以独特的文化身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本文从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观出发,以陈季同的主要活动和创作(主要涉及《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吾国》等)为依托,结合陈季同的三个人生阶段,来探讨他的文化身份建构。　　 全文分为三章来对陈季同双重文化身份的建构这一主题进行展开。　　 第一章讨论陈季同双重文化身份的背景,即在他人生的第一阶段:从出生到去欧洲之前(1852-1875),历史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和教育因素对其双重文化身份建构的影响。他出生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清王朝,这一历史时空为陈季同的双重文化身份建构提供了一个大背景；他生在福建侯官(今福州),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他接触中西两种文化创造了条件；“他出生于中产以上的书香门第,但到他这一代,已经没落,所以他才进入船政学堂寻求出路",家庭因素也使他有机会接受传统与西式两种教育。　　 第二章探讨陈季同双重文化身份的共存。在他驻欧期间(1875-1891),他直接处于两种文化的碰撞中,面对西方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偏见,他在活动及作品中突出表现出“民族性”。尤其是在他的第一部法语作品《中国人自画像》中,他反驳、纠正西方偏见,介绍、宣传中国文化,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经典,比较、批评中西异同,最后提出世界和平的愿望。群体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身份的影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世界性”也得到一定的体现,从他与政要、作家等人的交往中、从对西文作品的大量阅读中、从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比较中,我们都能发现一种更具“开放性”和“现代性”的“世界”观点。　　 第三章主要关注他双重文化身份的交融。自他1891年回国,直至1907年去世,他再也没离开过中国。如果说在欧洲时,因为民族自尊心而使他的“民族性”更加凸显,那么回国后的陈季同则更加理性地看待西方文化、文学。从他的民主活动以及他与称他为“法文导师”的曾朴的交往中,他的文化观得到体现,即以“民族性”为根本的“世界性”眼光。“民族性”和“世界性”两者最终融合,陈季同的双重文化身份也最终确立。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人物,陈季同的地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与重视。从文化身份的建构角度出发研究陈季同,也具有现实意义。个人文化身份的构建离不开同时期群体及民族文化身份的影响,同时又作用于群体及文化身份,在清末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研究当时国人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特征对于我们在当下处在全球化大潮中的文化身份建构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