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派约了一支高素质的驻外记者队伍进行战时国际报道，这其中既包括由职业记者组成的国外特派记者，也包括一些临时供稿的国外特约记者（含评论员）。与早期的驻外记者相比，这批记者大多有着知名高校的教育背景、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更高的职业化程度以及忘我为大的敬业精神，在当时的国际采访报道中尤其引人瞩目。他们擅长运用形式多样的文章体裁，挖掘具有代表性的选题内容并以富有感染力的行文风格呈现给读者，帮助国人及时了解并把握世界局势的风云变换。《大公报》这支驻外记者队伍的形成有着多方面因素：抗战前国内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这时期驻外记者增多的物质基础，《大公报》办报有方为驻外记者群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驻外记者的个人素养与选择又成就了他们难得的出国契机。他们在国外的报道活动，不仅扩大了战时的议题范畴、促进了战时的国际交流、大大提升了《大公报》的影响力度，同时还是我国专职驻外记者向职业化驻外记者转变的体现，对我国驻外记者队伍的建设有一定的现实启发。为了能更加全面深入地勾勒出该群体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图景，本文还尝试利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对驻外记者群的话语实践进行文化思考，指出抗战时期《大公报》的驻外记者群是战时国际话语的争夺者、民族主义话语模式的践行者以及国家传媒软实力的建构者，他们是中国抗日宣传战中至关重要的一股力量，为巩固中国抗战话语权、协助军事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