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的提出受到了“后历史”语境、艺术终结论语境和艺术史反思语境的启发和影响。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对艺术史产生作用,“后历史”语境无疑成为贝尔廷在思考艺术史现状和未来时所无法回避的首要语境。艺术终结论语境作为时代背景,源于对艺术定义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激烈论争,艺术的终结话语被不断诱发,继而为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的提出铺就了一张“时代氛围”的温床。艺术史反思语境则是引发贝尔廷提出艺术史终结理论的导火索,正是在对瓦萨里、温克尔曼、泽德尔迈尔等艺术史家们的史学观点进行研究和反思的基础上,贝尔廷酝酿出了其艺术史的终结理论。贝尔廷的艺术史终结理论实际上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它宣告了艺术史学科和艺术史书写的终结,另一方面它则揭示了艺术史将会孕育出新的发展动力和希望。具体而言,贝尔廷主要从五个核心维度建构其艺术史终结理论的主要内涵:他者性解构了艺术史的自主性言说;破框性拆除了艺术史的固定框架;非线性终结了艺术史的线性叙事;反体系性批判了艺术史的原有体系;虚构性突破了艺术史的纪实性书写。贝尔廷强调艺术史终结理论并非一个系统或体系,而是随着传统艺术史在言说方式、固定框架、叙事模式以及书写体系都已走向终结,这便宣告了艺术史的结束。就理论本身而言,贝尔廷的艺术史终结理论有助于人们理解、阐释以及反思艺术史,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过,其理论内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因而对它进行反思依然具有必要性和空间性。具体而言,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的问题反思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他者”和“虚构”对艺术史书写或叙事的介入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它们过度介入艺术史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人们应该如何解决好由他者和虚构所引发的限度问题;二、贝尔廷的“破框性”言论中涉及到哪些框架问题,人们应该如何寻求出路;三、传统艺术史叙事的权威性能否在贝尔廷的非线性和反体系性话语中得以维持,倘若艺术史书写的权威性遭遇解构,人们又该如何重塑其权威性书写。客观来看,通过对艺术史终结理论中“限度问题”、“框架问题”和“权威性问题”的反思,并寻求到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将能更好地完善汉斯·贝尔廷的艺术史终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