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家庭为生产组织单位的弊端越来越凸显。新时期农民的组织化生活何以可能?蒲镇农会提供了农民组织化生活的一种尝试。本文选择蒲镇农会为研究个案，以蒲镇农会的变迁为载体，通过对蒲镇农会从建立到现在所发生的过程与事件的描述和分析，试图回答处于“国家一社会”之间的精英为何先被“双重中心化”后来又被“双重边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蒲镇农会的变迁是作为“国家一社会”中介的精英在向上争取国家资源，满足国家塑造典型的需要；向下动员农民参与，满足各方面需求的结果。在蒲镇农会定位为社会文化类组织时，精英可以向上动员国家资源，这与国家塑造典型的策略契合。也可以向下激发农民合作，采取权力关联型、利益关联型、宗亲关联型和理想关联型等不同的动员策略，满足了农民对公共文化生活的需求。精英被国家和农民“双重中心化”。随着农会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求农会要有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农民的“实惠伦理”重新浮现。国家和农民的需求与精英领导的农会目标背离，精英被国家和农民“双重边缘化”。本文的主题是通过两条线索来表述的。一条线索是蒲镇农会的变迁，遵循的是实践的逻辑，用整体呈现的方法叙述；另一条线索是精英的“双重中心化”和“双重边缘化”，遵循的是理论的逻辑，用片面深刻的方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