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在他的小说中建构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耙耧世界”。从《寻找土地》、《年月日》到《日光流年》、《受活》,阎连科力图从“形式进入意义”,刻意回避了小说的故事性、情节性,漠视人物形象塑造,有意识增强形式表达上的结构化,增强语言的丰富性,突显人类的本质生存意义。本文借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通过对作者写作意图的分析,来分析阎连科小说的“为谁写”和“怎么写”。从具体的创作过程来说,作者最首要的修辞选择是语言选择。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民之子,豫西方言则成为了阎连科的“终极词汇”。首先,阎连科通过对“方言”的整理,来试图恢复被“共同语”所完全屏蔽掉的历史真相。其次,以絮言与正文互文,使现实、历史、传说很自如地相互沟通。正文与絮言在互文中表现出一种自由叙事的精神,同时让以往完全由作者控制意义的“封闭文本”呈现出开放的状态,取消了“文本意义”的“绝对性”与作者的“独断性”,让不同的读者能达到不同的理解。最后,“狂欢化”的文革语言,与特定语境中的政治相关联,形成独特的历史语境,而人虽然表现上是话语的操纵者,事实上一直为话语所控制。在独特而荒诞的历史语境中,叙述者以自身的癫狂叙述了特定时代的癫狂,用话语将一种特定的历史语境进行夸张性“还原”,让“狂欢化”的语言来显示出自己的荒诞性,从而达到对于历史苦难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布斯认为,作者必须通过“自然的客体”对自我象征意义的表现来唤起读者的情感。在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特别的“自然客体”值得关注——那就是“身体”。阎连科让“身体”在场,让“身体”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成为一切社会符号与意义的承担者。他从身体与存在、身体与疾病、身体与欲望三个角度来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身体必须依托粮食与繁衍而保住肉身的存在,其次,他创造残病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关于“身体与健康”的看法,人的疾病、人的抗争、人的失败,这是人所必须经历的生命历程,而身体与时间的战争将永不止息。最后,人类的情欲与外在的压抑因素总处于一种具体的对抗之中,身体的压抑往往会导致情绪的癫狂,从个人的情欲想象到情欲引发的革命事件,都使人看到了身体是如何受规训的,而欲望的力量是如何突破外在的禁忌得以实现的。同时,在阎连科的身体叙事中,女体被物化为一种自然景观,对应的是男性心中的本能,而本能在接受文明的规训之后,往往直接被扼杀或被激发,成为自然的破坏者。女体,始终无法进入历史,与荒野保持着同一性。这种命运,正是命运对于人类、权力对于规训者绝对权威的映照。阎连科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时空修辞意识,在文本的结构修辞上,根据不同类型的读者设定了“情智双结构”。首先,阎连科放弃对线性时间的把握,从人物的心理时间走进他的世界,展示的是编年之外的“真实个体”与“真实事件”。因此,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时间只是一种循环,呈现出“圆形”而非“线性”时间状态。他利用对时间的控制,让历史走出编年,回到具体的事件与生命体验之中,传递了历史过程中被忽略的生命真相,达到了对“此在”的本质理解与关照,从历史回到事件,突显出历史的“盲点”。同时,在圆形的时间中,阎连科精心构建了一个封闭的地理空间——“耙耧山脉”,他的人物穿行于这个世界之中,体现出一种封闭而独特的文化特色,具有乡土中国的隐喻意味。其次,阎连科具有较强的“读者意识”，以表达“人类的苦难”为信念,为自己设定了两种类型的隐含读者：1)普通读者,与之相对应的是文本外在“情结构”的设置,主要表现为内容生动,故事性强,让读者在故事中领略“苦难”的状况,引发他们最基本的同情及对生命的反思；2)智性读者,与之相对应的是文本内在“智结构”的设置,他通过内在的“智结构”来与关注“苦难”的知识分子进行“潜对话”。尽管两种结构并没有明晰的分界点,主要是通过“隐含读者”来呈现,但读者在阅读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智情双结构”的存在。面对不同的读者,设置了不同的话语结构,以期望自己的“信念”能在不同的人群中得以传递,希望通过文本能让“对话”得以真正的实现。以“小说修辞学”为理论视野,切入阎连科的小说研究,通过对作者的种种修辞选择进行分析,以作者的写作意图为考察的基点,使文本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作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的语境空间,呈现出一种立体感。这为阎连科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