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传统的财产型犯罪,诈骗罪一直都受到学者的关注。在新型支付方式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诈骗罪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新型支付平台的发展,使得其具有成为诈骗犯罪支配对象的可能性,使得诈骗罪由传统的“行为人——被害人”,转变为“行为人——智能平台（程序）”的关系。区别于传统的机械型机器,新型支付平台以自然人的认识机制为蓝本,具备出色的认识、辨认能力,其行为效果等同于自然人的行为效果。智能平台具备认识能力就存在陷入错误认识的前提,也就存在成为欺骗行为支配对象的可能性。通说在诈骗罪认定的问题上坚持“处分行为必要说”。面对以智能支付平台为犯罪对象的行为,传统理论将问题转变为智能支付平台是否具有处分行为。第一种认为支付平台只是犯罪实施的工具,并不存在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第二种认为支付平台实际代表背后自然人的意志,代为实施财产处分行为;第三种认为支付平台的实质是机器人,具备独立完成处分行为的智能性。但是以上三种观点并不能完美解决新型诈骗犯罪,均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首先,处分意识不要说的出现和扩展使得自然人无意识的处分行为出现。若是认为支付平台非自然人而不具有处分行为,则与自然人的无意识处分行为与智能机器行为类似性相矛盾;其次,通说认为在三角诈骗罪的情况下,被害人与受骗者（处分行为实施者）是可以分离的。但若是认为支付平台代替自然人实施处分行为,会产生诈骗罪中的受骗者与处分行为实施者相分离的问题,与通说受骗者与处分行为实施者的同一性相矛盾;最后,若是认为支付平台能够独自进行处分行为,则会与通说主张诈骗罪沟通交流特性相矛盾。笔者以为传统理论困境之根源在于以处分行为作为不言自明的理论前提。处分行为必要说为了维护诈骗罪犯罪定型而产生,却又在不断破坏诈骗罪犯罪定型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处分行为的内涵。因此,有必要对处于矛盾中的必要说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将处分行为作为诈骗罪认定前提的合理性,对必要说进行解构。处分行为要件为表面构成要件,在实体上非犯罪成立必需的要件,在程序上也无需证明该要件。处分行为要件的区分机能也是有限的,在同样是交付犯罪的敲诈勒索罪与盗窃罪和抢劫罪等犯罪的区分上,处分行为要件往往起不到区分机能;处分行为要件在信用卡诈骗罪中“恶意透支”的情形并不发挥作用;德国刑法中的计算机诈骗罪中,处分行为要件也不具备区分机能。必要说颠倒诈骗罪的认定逻辑,过分强调被害人的地位,存在滥用被害人教义学的嫌疑。为了突破传统处分行为必要说的理论困境,有必要重新审视处分行为的前提地位。本文主张处分行为不要说,将欺诈行为要件作为诈骗罪的核心要件,以诈骗行为为中心重新把握诈骗罪的实质。诈骗罪的实质为他损型犯罪,被害人的处分行为不具备自愿性,欺骗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应该归咎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诈骗罪构建以诈骗行为为核心的逻辑结构符合条文“诈骗公私财物”的意思,符合行为无价值原则,符合诈骗罪的因果关系。诈骗罪的实质在于欺骗行为,通过欺骗行为要件同样可以把握诈骗罪和其他财产型犯罪的关系,实现犯罪的区分机能。最后,处分行为不要说虽然是以新型诈骗犯罪为切入点,对于传统必要说的反思而构建的,但该理论对于传统诈骗罪同样适用。新旧诈骗罪的区别在于犯罪支配对象的不同,但是传统必要说的理论困境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以处分行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不要说将欺骗行为作为把握诈骗罪的核心要件,通过欺骗行为的支配性以认定是否构成犯罪。无论是新型诈骗罪中的智能支付平台,或是传统诈骗罪中的自然人,都是欺骗行为的犯罪对象,包含在行为人得犯罪支配辐射范围之内。当其在欺骗行为的作用下产生了认识与事实不一致的情况,都存在构成诈骗犯罪的可能性。可见,处分行为不要说同样能够适用于传统诈骗犯罪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