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观层面,投资是否具有效率直接关系到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进而关系到企业价值能否实现最大化。在宏观层面,投资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然而投资增速也不能过快。如果投资增速超过了资源和消费需求要求的合理范围,经济就会“过热”,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不仅会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利影响。虽然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速度也比较快,但国家仍将继续4万亿的投资计划,并制定2010年中央政府投资总计为9927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为3926亿元。此举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极有可能带来企业过度投资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可能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假设。然后,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剔除2006-2008年期间存在财务异常、数据不全和数据异常等情况的上市公司,最终确定了2998个样本来进行研究。在实证分析中,本文根据前人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相关模型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及其约束机制,得到如下结果。(1)我国一部分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且过度投资额与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呈正相关关系。(2)非国有性质的大股东、独立董事比例和经理层持股能够有效制约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两职分离和经理层薪酬均不能有效约束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中股权制衡反而促进了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即随着股权制衡度的提高,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更严重。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1)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改善两职设置情况,健全独立董事、经理层薪酬和经理层持股制度,逐步增加经理层的持股比例等,来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2)通过健全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严格信息披露制度来完善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