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巴西是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从现代化启动类型上看两国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后发国家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在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众多学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视角地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农村发展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还不多见。历史比较法是发展社会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和巴西乡村发展的比较,可以更好地加深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认识,为中国的乡村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鸦片战争开始启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从此发生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乡村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几大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在人口、家庭、产业结构、社会流动、乡村政治、城市化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总体来说,中国的乡村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农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农民的生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村二、三产业的比重大幅增长,农村社会的异质性、流动性增强,社会阶层趋于多样化。而农村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如人口数量多、素质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生活质量较低,小农经济长期存在,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社会治理出现困境等。巴西是当前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其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启动,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本文对现代化初始阶段、现代化全面推进和飞跃时期、现代化间歇与改革时期等几个历史阶段的乡村发展特点进行了分别阐述。巴西的乡村发展主要成就体现在农业生产水平比较高,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农村民间组织比较发达,城市化水平非常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等方面。巴西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如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没有改变以出口农产品为主的农业结构,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均衡,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两极分化严重等。本研究对中国和巴西乡村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如人口、土地、城乡关系、城市化等进行了比较后认为,两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后发展效应中的后发劣势,后发劣势造成发展中国家不能像先发国家那样向后发国家转移现代化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后发国家只能在本国通过牺牲农业和农村进行现代化所需的原始积累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深刻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和巴西两国的历史遗产、现实国情和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两个国家的三农问题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形态。中国的乡村发展面临的困境有其自身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通过城市化、工业化“消灭”农村的发展模式并不能实现中国的整体现代化,而必须城市和农村并重,走一条长期、渐进、系统的变革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