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多年来,全球资本流动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各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大幅波动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往往关注的是净资本流量,但随着总流量的大小和波动性增加,总流入量和总流出量的区别变得更加重要,学者对极端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视角从净资本流动慢慢转向总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大幅波动伴随着大规模经常账户的失衡,与各国外部经济脆弱性紧密联系,汇率机制在经常账户调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话题,而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利用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进出口的空间更大,自2018年以来,美国单方面采用加征关税、打科技战等贸易保护主义,虽然这两年来中美双边不断针对贸易问题展开磋商,但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争端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这吸引了社会各界对于贸易保护的关注。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总资本流动规模将持续上升,如何降低经济体在面临外部风险时的脆弱性,抵御短期资本流动冲击,成为当下经济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基于国际资本流动大幅波动的现状,探讨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对经常账户调整的影响是否取决于一国的贸易开放度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本文首先通过引入模型来探讨信贷约束冲击下贸易开放度对经常账户调整的放大效应,再将极端国际资本流动事件划分为激增、骤停、撤回和外逃四种,从而对国内外投资者行为引起的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大规模变动进行区分,并借鉴Forbes and Warnock（2012）的方法对中国近年来总资本流动事件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近年来遭受过总资本流动骤停两次、撤回和外逃各一次,同时将总量指标下的极端国际资本流动数据库扩展至2019年第四季度,接着利用57个样本国家处理后的截面数据,采用事件分析法实证分析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度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极端国际资本发生时存在异质性,当控制了事件期间实际汇率变化幅度后,在国内外投资者行为引起的外国及本国资产流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在外逃时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经常账户改善的程度越高,而骤停对一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在贸易开放度不同的国家不具有显著差异,在国内外投资者行为引起的外国以及本国资产流入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激增时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经常账户改善程度较高,而在撤回时,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经常账户改善的程度反而较低。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从国际层面和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一定的建议,各国对极端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应重点关注总资本流动的情况,根据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行为的差异来区分本国的资本流动情况,制定适宜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避免采用竞争性贬值的方式缓解外部经济冲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就中国而言,第一,采用立法、国际合作等手段防范资本外逃事件的发生;第二,积极推行贸易开放政策,以开放促发展;第三,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的作用,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