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所主张的“以盛唐为法”,提倡“妙悟”、熟参“第一义诗”,以“兴”“趣”论诗及在诗歌追求终极境界上的“入神”等,均可以从严羽那儿找到源头。但谢榛并非对严羽诗学简单的继承,而是结合他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作了具体而又实用的开拓与完善。谢榛拈“悟”入“格”,较多关注诗人的主体性因素,讲求“活法”,对格调之说作了有力的修正。谢榛也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并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其“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在诗歌艺术形象的创造上,谢榛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含糊”,即“不可太切”、“同则太熟,不同则太生”,对诗歌艺术表现所包蕴的艺术奥秘有独到体悟,对后代诗歌美学也有启示意义。谢榛的诗法相对于严羽,趋于具体、精微化,更多结合了古人作品来谈。《四溟诗话》中用很大篇幅比较前人句法用意的异同优劣,谈其用心、机轴,他的用意在于指导创作。用以指导创作的具体“诗法”,与其以“感兴”论诗的主张虽无根本矛盾,但在具体处理上,又有拘守死法的毛病。时或陷入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点金成铁”的窠臼。由于谢榛的“诗法”多结合古人作品而谈,对古代作家作品分析恰当,用以指导审美鉴赏不无益处。这也是谢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严羽诗学的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