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伟大诗人,其感伤诗更是全部诗歌中的一大亮点。从题材上看,感伤诗可以用他自己对感伤诗的定义来划分,即:“事物牵于外”和“情理动于内”两类。前一类又可分为“牵于事”和“牵于物”两类,后一类则可分为“动于情”和“动于理”两类。在他二百零一题感伤诗中,数量最多的是“动于情”的题材,这也正说明了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的气质,同时也说明感伤诗是偏重抒发内心感情的诗。其次便是外事外物引起的感伤,自然的变迁、人生的聚散离合都让他难以释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释理的作品,比例虽然少,但是其特殊的阐述题材对全面了解白居易感伤诗及其心态,也是相当重要的。作为“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感伤诗,白居易的真实感触和心态很多是通过这类诗歌来展现给读者的。即:一、仕宦生涯的拘束和失落感:“承家”与“事国”的理想在现实面前都是不能如愿的,这使白居易充满了失落和无奈。追求自由、向往退隐的白居易,在现实中更是处处感到受压抑、受拘束。二、人生经历的孤独和无常感:孤苦多病的深刻体会,漫长而孤独、远离家园亲人的贬地岁月,失亲离友都促成了他感伤诗中孤独和无常感。三、对自然人事规律的清醒认识和矛盾心态:诗中处处流露出白居易哲理的思考,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为之忧伤、感慨,这样两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一直伴随着他。这也是以儒、释、道三者一体著称的白居易真实的心路历程。作为白居易诗歌中较有诗味诗意的感伤诗,其艺术特点首先表现为其好友元稹对他感伤诗的评价:“长于切”。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语言的表达,情感的流露上,都切近他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其次,正如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他的感伤诗中始终贯注着他的真情实感,所以大多是“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不是理智、客观、冷静的俯视自己,而是感性的、情绪化的融入了自己的身心。正因为此,他的诗歌才具有一种感染人的力量。最后,无论前人今人,都意识到白居易感伤诗“柔美”的特点,白居易本人的审美趣味也更倾向“柔美”的风格。相比而言,讽谕诗表达的更多是社会责任和道德道理,闲适诗则有着淡化超脱的加工处理,都不全是白居易生活的真实面目。如果说感伤诗多属“有我之境”,那么闲适诗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更接近“无我之境”。而讽谕诗和闲适诗同感伤诗相比,其“柔美”的风格就不是那么普遍和突出,令人印象深刻。白居易是有意识的通过讽谕诗实现他的“兼济”即有所作为的施政志向,通过闲适诗来反映他“独善”即闲散自适的雅士情怀。首先,讽谕诗中的意象往往并非真实的自然界,而是议论、说理的烘托工具;感伤诗中的意象则有着诗人内心的情感蕴涵。在闲适诗中更多的是明朗意象,而感伤诗中则更多凄凉意象。其次,感伤诗的语言更有诗意,白居易在这一类诗中也倾注了最为真切深挚的感情。没有讽谕诗那样愤激,也没有闲适诗那样安适,而是对自然人事的深刻体会。总之,讽谕诗作为“谏官之诗”,特点是“长于激”;闲适诗作为“雅士之诗”,特点是“长于遣”;而感伤诗作为“才子之诗”,特点是“长于切”。《白氏长庆集》中的第四类诗——杂律诗中,也有一定数量从内容和感情色彩上可以归到感伤诗一类的诗歌,尤其是白居易在应试之前、退居下邽时期、杭州刺史时期,其数量比感伤诗中数量更多。最突出的是在杭州刺史任上。另外,在杂律诗中还出现了白居易在题目中标明写给他的初恋湘灵和杨氏妻子的感伤内容的诗,而这在感伤诗中是没有的。当然,白居易的感伤诗也同他的其它类诗歌一样,有重复、浅淡、琐碎的缺陷。就感伤诗本身来说,由于其情感表达的随意无束,也有不够深厚、不耐回味的缺点。这都是我们不能回避也无须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