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与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密切。从中国的经验来看,1978 年以来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李翀(1998)从考察对外开放结果的思路出发构建了一套测度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体系,给出了统一的对外开放程度指数。但他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在指标构成和权重分配方面存在的一些较为严重的不足却一直未能得以完善。有关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分散在研究贸易自由化、FDI 和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很难找到把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形式来从总体上考察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针对上述现状,本文首先对李翀的指标体系的构成和权重分配作了重大的调整和改进。在指标构成方面,从考虑GDP 的产业构成、剔除汇率扭曲的影响等方面来完善和修正了贸易开放比率和金融开放比率,并对指标做了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如将贸易开放比率分为商品贸易开放和服务贸易开放两方面来考察;在权重分配方面,使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完全基于客观数据分配权重。从而构造了新的更为全面和准确的对外开放度指数。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该指数纳入增长方程,使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它与总产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为了把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引向深入,笔者还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之内,把对外开放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形式纳入AK 增长模型中探讨它通过改变投资率和广义技术进步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最终从贸易自由化、FDI 和金融开放三个方面给出了它刺激或阻碍经济增长的渠道,为理论上进一步的研究理清了思路。通过分析笔者主要得到以下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总体有大幅度提高,基本可以分为上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两个阶段,后一阶段的开放水平较前一阶段有很大提升;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个领域的对外开放中,金融开放对整体经济开放具有核心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领域的开放显得缓慢而谨慎;金融开放的关键又在非政府金融机构领域的开放,贸易自由化的关键在于服务贸易的开放,而投资领域的开放仍将取决于FDI 的流入状况;对外开放作为制度变迁的形式之一对总产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并与前两者形成双向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