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是与现代国家相伴相生的。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关系却成为了英国人长期犹疑的难题。实际上,英国遇到的问题对于每一个尚未实施正规公民教育或者是已经拥有成熟公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来说,都是值得深思的。公民教育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客观必然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正如其他早发现代国家的公民教育所表现的那样),那么,二者之间又是基于什么因素产生的关联?产生了怎样一种关联?这也正是本论文的切入点。第一章确立英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框架。首先,明确国家建构这一研究视角,并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建构解析为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两个维度;其次,阐释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内涵。最后,阐释现代化对公民教育的需求,明晰公民教育的两个功能及其主要途径。由此,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与公民教育理论整合为一个分析框架。第二章至第五章划分出英国公民教育历程的四个历史时期——第一,现代国家崛起与公民教育溯源;第二,帝国主义国家时期的公民教育;第三,战后初期国家调整阶段的公民教育;第四,世纪之交的公民教育。文艺复兴的推动,宗教改革、重商主义传统的积淀,以及强有力的君主制催生了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英国。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使英国蜕变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经过内战与光荣革命时期王权与贵族权力的冲突与融合,又经工业革命时期贵族寡头制向民主制的过渡,现代民主制度终得以诞生。在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推动下,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家的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现代国家建构理念,并表达出对现代国家公民的期望。现代化初期,英国公民教育主要表现为培养顺民的宗教教育与慈善教育,以及侧重公民法律与权利的大学精英教育。工业革命时期,精英教育转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整合力量;新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所倡导的公民教育成为推动民主化的新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国家内部的民主化力量依然保持着工业革命后期的惯性。伴随国民教育体系的确立、新教育运动的兴起,民主教育曾盛极一时;国家官方开始意识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但仍固守谨慎态度;非官方公民教育团体的理论与实践,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英国公民教育很快走上了帝国主义极端整合的道路。历史、地理教学被用来强化学生对大英帝国的认同;致力于培养帝国公共精神的品格教育得以产生。此外,这一时期还创立了一种新的公民教育形式——童子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民普选的实现、选民年龄的降低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使民主权利进一步扩大;国际形势的骤然转变迫使大英帝国走上复归欧洲的艰难历程;多元文化冲突更使得国家整合的任务长久而艰巨。国家建构的调整导致英国公民教育继续处于迷茫与探寻的状态之中。尽管公民教育被明确提上议事日程,但政府对于公民教育的态度依然非常模糊。政治学协会等公民教育团体却发挥出较大影响。1988年,新保守主义政府提出“积极公民资格”,此后,公民教育的地位逐渐提升。20世纪末,英国遭遇公民政治冷漠现象,而且仍要面对多元社会整合的老问题;全球化也使得英国受到巨大冲击。新工党政府也倡导“积极公民资格”。与新保守主义政府不同的是,新工党表达出一种维系民主制度、整合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理念。相应地,英国公民教育确立了培养积极公民的目标,并通过学校教育与社区参与相结合的途径来实施。国家课程从小学开始培养民主政治素养,培养公民责任感与参与能力;通过倡导多元社群认同,旨在达成多元文化社会整合。尽管遭致各方批判,但英国政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努力协调各方因素,表现出开展公民教育的坚定信心。透过国家建构的视角,现代国家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朗化——现代国家与公民教育之间必须具有明确的公民资格作为二者的介质,否则公民教育就会缺乏明确的目标,缺乏来自国家的强大支持;现代国家诉诸于公民教育进行社会整合时具有绝对优势;现代国家在通过公民教育推行民主化具有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