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译作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地位的变化，以达到在翻译研究中正确认识译作地位，全面透彻地研究翻译的目的。根据不同阶段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作者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划分为四个阶段来阐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被称为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阶段。翻译理论家借用当时的语言学模式企图构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翻译理论。翻译被看作是一种孤立单纯的语言转换，所以翻译的目的被理想化为在目标语言中寻找与源语等值的成分。这些理论都以原文为侧重点，因此译作必须严格忠实于原文。所以在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中译作被认为是原文的派生物，在地位上是次于原文的。在七十年代同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同时并存的还有以研究文学翻译为主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家不赞成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所规定的理想的等值原则和理论前提，他们通过对目的语中实际存在的译作的研究来描述影响译作选择和生成以及接受的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翻译研究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目的语一方，译作不再是唯一的孤立存在的语言现象。所以在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中，译作逐渐取得了与原文并起并坐的地位，作为独立的实体存在并受制于目的语社会文化系统。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学的兴起，在翻译研究中也出现了文化学的转向。文化学派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文化的意义。文化被看作是翻译的基本单位，翻译的目的就是使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在文化学派的眼中，译作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成了塑造和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九十年代解构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解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非同一的，意义永远是有差异的被延迟的，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都是派生的非原创的。翻译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劳伦斯?韦努蒂根据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并提出了其解构主义的反对译文通顺的异化的翻译策略。所以在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中，原文的权威性被推翻，译作不再是对原文的重现而是原文赖以生存的手段。通过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译作的地位是逐步提高的。理论指导实践，在翻译研究中应给予译作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