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认的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申报》历史之悠久，几与中国近代史同沉浮，其副刊《自由谈》亦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艺阵地，并始终延续着译介外国文学的传统。然而，较之于书局出版的单行本译著，或是社团文艺杂志登载的翻译作品，以报纸副刊为载体的译介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图景，在中国翻译史研究中鲜有关注，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本文立足文本与史料，综合借鉴翻译学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概念工具，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模式，对1932至1935年革新时期《自由谈》的文学译介活动进行全面梳理，展开中国翻译史的个案研究。本文以翻译思想争鸣和新文学建构为参照，以大众媒介的载体特征为视角，透视《自由谈》译介活动的文化内涵与诗学特征，探寻影响中外文学演进和交融的文化线索，从而对这份在中国文学史和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报纸副刊，做出翻译史意义的总结。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改革，《自由谈》完成了从旧文学传统向新文学阵营的转型，其译者构成（主体）、译介文本（内容）、翻译策略（方式）、译作影响（作用）呈现出历史性变化。在主体方面，翻译活动成为社会化的公众参与，呈现兼容并包的局面。在内容和作用方面，秉持“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的编辑主张，译作题材走出了趣味至上的故事本位，凸显前进意识，与社会现实和大众生活密切关联。在方式上，倡导以“忠实”与“晓畅”为追求的翻译策略，与副刊上围绕翻译问题展开的学术论争形成呼应，前者反映了对译者翻译态度的反思，后者则与“大众语”讨论乃至大众文艺运动存在因果关系。讨论翻译活动中的媒介因素，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报纸副刊作为大众媒介，其物质载体属性和社会能动属性，也给翻译活动带来了制约与推动作用。本文以《自由谈》1933年2月中旬出版的“萧伯纳专号”为例，结合当时萧伯纳上海之行这场文化事件，考察了译作最初的生成与传播境遇。副刊版面开放的文本边界，形成了丰富的对话景观，使译作的阅读与阐发，受到话语空间的影响。本文通过《自由谈》的译介活动，探讨了报纸副刊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本文认为，翻译史研究应对传播媒介给予更多关注，展开媒介史料的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