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许多学者发现控制权与权力存在着密切联系,控股权和控制权之间虽然紧密关联但存在显著差异。但现代公司控制权理论并不完善,学者对公司控制权理论的内涵并没有达成统一结论。同时由于控制权的形式多样和内涵的丰富,如何设计出合理的控制权衡量模型精确地测算出股东控制权,并将控制权的理论研究推广到实证领域,成为现今控制权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本文从股东大会投票机制入手,基于股东关系和投票决议机制衡量大股东的控制权,分析控制权的分布特征对公司决策和股东行为的影响。具体的研究过程围绕如下四个基本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基于投票权准确地衡量股东控制权,股东关系如何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第二个问题是中小股东为何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参与投票能否带来公司治理的变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如何配置,大股东面临何种程度的控制权转移风险。第四个问题是在控制权分布不同公司中,大股东行为和公司决策存在何种差异。本文分七章对上述四个问题进行解答,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根据参与投票的成本和收益,构建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投票参与模型。结合股东大会投票机制,将股东关系和投票意愿纳入控制权衡量模型,优化了已有股东控制权衡量模型。第二、分别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利益相关性视角,分析这两大因素对中小股东投票弃权率的影响程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信息被公众所了解,有助于降低投资者的弃权行为,同时投资者会受利益驱动参与投票。面对“坏议案”的投票信息投资者往往选择“用脚投票”方式卖出股份以降低预期损失,而积极参与“好议案”投票。另一方面,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对大股东和公司经营者能产生“迎合效应”,但没有“监督效应”。为迎合中小股东意愿,大股东会发放更多的股票股利,但不会降低关联交易规模。第三,从投资者保护水平、政治关联度、行业竞争视角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配置。研究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直接对股东控制权存在正向影响,而非国有控股公司则通过政治关联来影响投资者保护水平与股东控制权的关系。在非竞争行业公司中,投资者保护水平对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显著为正,但这种影响在竞争行业公司中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为反映上市公司大股东面临的控制权市场竞争,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计算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下控制度门槛值。本文发现在股权高度集中背景下,仍然有大量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面临控制权转移风险。第四,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能够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调整速度,大股东掌握更高的控制权能加快调整速度,使上市公司针对内外环境的变化做出更快速的反应。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与大股东控制权水平存在非线性关系,但总体上货币供给的冲击随着控制权的增加而减小。针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超额薪酬问题,采用大股东控制权反映大股东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力度,发现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并不能抑制经理人获取超额薪酬,而政策性负担增加可以增强大股东的监督力度,降低经理人超额薪酬。本文基于投票成本与收益分析,关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成本差异,建立了股东投票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而结合两类股东投票率、股东关系衡量结果,给出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衡量方法,并利用衡量的控制权数据关注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配置、控制权风险、公司决策等问题。深化了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和公司决策的理论研究,并为投资者权利保护和上市公司治理给出了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