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一个财政压力周期变动的框架内考察了政府的行为变化,旨在重新阐释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公共政策研究的基础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研究,核心是搞清楚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行为的研究历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经济学家习惯于认为政府应该随着制度的变迁而依次转化角色。即制度变迁的初期,政府首先构造出一个市场的基本框架;然后政府职能转变为呵护民间部门的协调发展;民间部门足够发达,亦即市场发育相当成熟之后,政府开始退居幕后,为市场失灵拾遗补缺。这是国家推动发展论、市场增进论与亲善市场论的观点。这些认识是在制度变迁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隐含假设下做出的。制度变迁具有过程复杂性和结果不可预知性的主要特征,因而它的最终目标是随机的。这一点对于转轨时期的政府行为的研究尤其重要。此外,对政府行为进行的规范分析也违背了经济解释的初衷。结果必然是对经济学家来讲,公共政策的研究既是挑战,又会遭受挫折。不仅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而且其结果均不符合人们的期望。本文坚持在一个周期变动的制度框架内对政府行为进行经济解释。作者认为制度变迁是公共政策的存在缘由,穷则思变,财政压力是引起制度变迁的最重要变量。基于“财政手段是政府的神经,政府的税收等于政府本身,实际上政府的一切都依赖于它”的公理,政策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政府为获取财政收入而进行的公共收支的调整,改革只不过是相对剧烈的政策而已。在一个财政压力波动的基础上考察政府行为,研究公共政策的理论前提随之需要改变。首先是政府的行为目标的改变。本文考察了经济学家对政府行为目标假定的变化,先是从天堂的模型过渡到理性的政府模型,然后将政府从一个整体分解为个人。在坚持政府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加入了达尔文主义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并放弃了经济人同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