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理学把心性问题作为自己的理论核心，体现了它从人的心性之中发掘成人之道的内在根据，比传统儒学更加强调道德自律和道德主体性的思想特征。这表现在教育方法论问题上，就是“持敬”说的形成。朱熹的“持敬”说是正统理学的典型代表。以往的教育思想史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或语焉不详，或浅尝辄止，没有充分揭示这一思想的特定理论内涵及其意义。本文拟从教育哲学的视野，在历史渊源、理论内涵、历史作用、现代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朱熹的“持敬”说进行梳理、界定和评价。 “敬”的观念起源于周人对“天命靡常”而引发的忧患意识。对天命的敬畏开启了周人的道德自觉。在对天命的虔诚信仰中所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为孔子所重视，因此，孔子也很重视持敬的道德修养。至北宋中期，程颢、程颐使持敬成为儒家心性修养的一种根本功夫。二程之后，从北宋到南宋，持敬说沿着两个方向传习下来：一是从程门弟子杨时经罗从彦到李侗的主静路线，一是从程门弟子谢良佐经胡宏至张拭的动察路线。朱熹在扬弃前人持敬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其集理学之大成的“持敬”说。对于“敬”之字意，从二程至其弟子，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在继承前辈诸说的基础上，朱熹更强调“敬”的“畏”之意。在《大学或问》中，朱熹从敬之作用的角度，把“敬”界定为“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这一界定充分表明了持敬在朱熹心性修养论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心性修养的根本宗旨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对于持敬与致知的关系，朱熹又有“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说。因此，对敬之作用的考察，就主要从涵养和致知两个方面进行。朱熹虽以畏释敬，但他所说的畏并不是出于狭隘自我的一种忧惧，敬并不会妨碍心境的和乐，而是达到和乐之境的根本功夫。 朱裹的“持敬”说，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是对于南宋以后的中国，而且还影响到朝鲜和日本。朱嘉的“持敬”说，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它突破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儒学以名为教、强化外在规范在成人之道上的决定作用的做法，通过强调道德主体的自主、自律，更深入地揭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其次，朱嘉的“持敬”说以“己发”、“未发”等对人的心理与精神现象的分析为基础，弥补了魏晋玄学在沟通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过程中，因疏于心性分析而使道德修养方法成为本体特征简单推演的不足，使理学的心性修养方法更有理论的深度。朱嘉“持敬”说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朱嘉的“持敬”说，充分彰显了人的道德自觉、自主精神，在人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尤为有价值。同时，朱嘉“持敬”说所彰显的自觉、自主精神，是与整体主义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如何彰显人的主体性而又不流于个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其次，朱嘉的“持敬”说具有实践的品格。一方面，朱嘉的敬是一种不可自已的实践要求，这与康德的对道德法则的敬畏之情有着显著的不同。另一方面，朱嘉的敬必须在日用常行中才能得以落实。这对于现代人摆脱日常生活的沉沦之苦，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朱嘉的“持敬”说，主张一切个体从自我内在的道德心灵深处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这种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上的终极关怀，对现代人解决人生意义迷失，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认为“敬”的观念经过了三次转换，朱嘉的“敬”的含义是“畏”。朱嘉的“持敬”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