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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理学把心性问题作为自己的理论核心,体现了它从人的心性之中发掘成人之道的内在根据,比传统儒学更加强调道德自律和道德主体性的思想特征。这表现在教育方法论问题上,就是“持敬”说的形成。朱熹的“持敬”说是正统理学的典型代表。以往的教育思想史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或语焉不详,或浅尝辄止,没有充分揭示这一思想的特定理论内涵及其意义。本文拟从教育哲学的视野,在历史渊源、理论内涵、历史作用、现代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朱熹的“持敬”说进行梳理、界定和评价。 “敬”的观念起源于周人对“天命靡常”而引发的忧患意识。对天命的敬畏开启了周人的道德自觉。在对天命的虔诚信仰中所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为孔子所重视,因此,孔子也很重视持敬的道德修养。至北宋中期,程颢、程颐使持敬成为儒家心性修养的一种根本功夫。二程之后,从北宋到南宋,持敬说沿着两个方向传习下来:一是从程门弟子杨时经罗从彦到李侗的主静路线,一是从程门弟子谢良佐经胡宏至张拭的动察路线。朱熹在扬弃前人持敬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其集理学之大成的“持敬”说。对于“敬”之字意,从二程至其弟子,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在继承前辈诸说的基础上,朱熹更强调“敬”的“畏”之意。在《大学或问》中,朱熹从敬之作用的角度,把“敬”界定为“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这一界定充分表明了持敬在朱熹心性修养论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心性修养的根本宗旨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对于持敬与致知的关系,朱熹又有“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说。因此,对敬之作用的考察,就主要从涵养和致知两个方面进行。朱熹虽以畏释敬,但他所说的畏并不是出于狭隘自我的一种忧惧,敬并不会妨碍心境的和乐,而是达到和乐之境的根本功夫。 朱裹的“持敬”说,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是对于南宋以后的中国,而且还影响到朝鲜和日本。朱嘉的“持敬”说,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它突破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正统儒学以名为教、强化外在规范在成人之道上的决定作用的做法,通过强调道德主体的自主、自律,更深入地揭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其次,朱嘉的“持敬”说以“己发”、“未发”等对人的心理与精神现象的分析为基础,弥补了魏晋玄学在沟通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过程中,因疏于心性分析而使道德修养方法成为本体特征简单推演的不足,使理学的心性修养方法更有理论的深度。朱嘉“持敬”说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朱嘉的“持敬”说,充分彰显了人的道德自觉、自主精神,在人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尤为有价值。同时,朱嘉“持敬”说所彰显的自觉、自主精神,是与整体主义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如何彰显人的主体性而又不流于个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其次,朱嘉的“持敬”说具有实践的品格。一方面,朱嘉的敬是一种不可自已的实践要求,这与康德的对道德法则的敬畏之情有着显著的不同。另一方面,朱嘉的敬必须在日用常行中才能得以落实。这对于现代人摆脱日常生活的沉沦之苦,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朱嘉的“持敬”说,主张一切个体从自我内在的道德心灵深处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这种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上的终极关怀,对现代人解决人生意义迷失,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认为“敬”的观念经过了三次转换,朱嘉的“敬”的含义是“畏”。朱嘉的“持敬”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