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一系列的政权更迭事件都有儒生参与其中,足以证明儒生可以成为现实政权的建设者、推动者,也可以成为现实政权的掘墓人。刘秀目睹了两汉之际儒生对王莽的追随与背离,也看到了儒生群体对现实政权产生的重大影响,决定吸纳儒生为己所用,桓谭是当时儒生群体的代表,刘秀将其招致麾下,任其为官,又有限地利用。刘秀标榜“柔道”治天下,推崇儒术与儒学,但其真正的目的是“吏化”儒生,对其课以吏职,将儒生工具化、将儒学工具化,加强了对儒生的思想控制,这体现了东汉初年的政治特点。桓谭与刘秀的分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刘秀彻底否定新莽政权的合理性,希望儒生从法理、天命上论证汉室复兴的必然性,桓谭则通过“过新”的方式为刘秀施政提供借鉴,这是有保留地肯定王莽代汉的合理性,也就意味着汉室的复兴不是天命使然,而刘秀对新莽是彻底否定的。二是刘秀以图谶治天下有其政治深意和特定的内涵,桓谭则通过新莽的覆灭经验否定谶纬的价值,没有理解刘秀读谶的深意,其公开地批评刘秀,挑战了刘秀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