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入的社会控制思想理论相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来说,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但却完全不陌生。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核心不外乎如何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已经对如何治理国家、加强社会控制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入汉之后,为实现统治的世代延续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进行思想上的变革,经董仲舒改革后的“儒家”学说成为社会控制思想的主体。东汉建立后,作为汉统的继承者,儒家学说仍被统治者作为主导思想进行社会控制,但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反而随着儒学的神学化和经学化日益僵化、失效。所以,本文以儒家学说为中心,来探讨东汉不同时期、不同政局之下,不同形态的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的效果与力度。首先,东汉初期“神学化”的儒家学说谶纬对刘秀政权合法性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混战之中建立起的东汉王朝,面对的是王莽改制和农民起义遗留的残破社会。因此东汉初年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权合法性的确立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两汉之际社会上谶纬思潮的流行为东汉政权合法性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刘秀统一天下后,颁布“图谶于天下”,以官方手段将神秘的谶纬思想合法化,以安天下,笼络民心。其次,东汉中期在帝王对儒学的推崇和儒学社会化下,儒家社会控制思想得以确立。受西汉儒学倡兴的影响,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大力提倡儒学教育,其后在明帝和章帝的进一步推崇之下,儒家道德教化深入社会,自上而下形成一张严密的道德教化网,儒学社会得以呈现。章帝时,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以“国宪”的形式确立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社会控制思想,对东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重新定位,用“三纲六纪”来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以“礼乐教化”来控制民众,“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再次,东汉中后期由于政治失序以及“经学化”儒学的僵化导致儒学出现信仰危机。汉章帝之后,《白虎通义》所构建的理想社会秩序并没有如愿实现。自和帝起,东汉统治集团内部陷入激烈的权力争夺漩涡,戚宦专权,政治黑暗。国家意识形态产生危机,谶纬解经泛滥,儒学的神学化走向极端而遭到士人质疑;儒学成为功利之学,士人伦理价值观念僵化,社会上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亦淡化。一些坚守儒家崇高伦理道德的士人,在党锢之祸中遭受打击,对儒学产生信仰危机,传统儒学所构建起来的理想主义遭遇挫折。最后,东汉末年儒家社会控制思想日益失效。东汉中后期以来,随着皇权的式微和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僵化,士人的政治情感发生变化,“忠君”观念淡化,儒家社会控制思想逐渐失效,大批士人站在朝廷的对立面,非议朝政,处士横议。党祸之后,儒士精神世界受到重创,儒家思想衰微。失去精神支柱的有识之士重拾法家刑名之学,提出用严刑峻法来整治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控制,主张“德刑并举”的治国之道和“重赏深罚”的社会治理机制。但是,儒士们的这种“反思”并未扭转儒学自身的僵化倾向,也并未对当权者产生多大的思想冲击。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控制效能。民心背离,国家分裂,东汉王朝走向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