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迅速转变,加上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人民币汇率也因此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有浮动的汇率制度,其波动随着国内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而发生变化。鉴于此,本文认为研究国内外经济变化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至关重要。根据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和扩展,本文采用扩展型泰勒规则模型作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理论,据此模型选取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最重要的中美宏观经济因素,并从纵向和横向角度来分别说明。本文假设国内外经济对人民币汇率具有长短期波动效应(纵向,强调各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和非对称效应(横向,强调同一变量双向变动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并分别利用以下两个模型来验证假设:采用GARCH-MIDAS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分解为长短期成分,并对其长期成分以及中美宏观经济指标对其的作用做重点分析;利用NARDL模型分析中美宏观经济指标的正负变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同时通过非对称脉冲响应进一步分解各变量对人民币汇率的非对称冲击。因此本文是从多维度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做全面分解和分析。首先,从推导后的泰勒规则汇率决定模型中选取指标作为宏观经济变量,变量选取汇率预期,风险溢价,资本流动,中美产出缺口,中美资本价格差,中美物价水平差以及中美利率差的2005年1月至2019年6月数据。在分析GARCH-MIDAS长短期波动时采用日度的人民币汇率数据以及月度的汇率预期,风险溢价,资本流动,中美产出缺口,中美资本价格差,中美物价水平差和中美利率差作为混频部的解释变量。得出以下结论:中美息差的扩大会推动人民币升值;风险溢价越大,那么人民币汇率长期成分会趋向贬值;国际资本流动越频繁,那么人民币汇率只会呈现小幅度的升值变化;中美物价差的上升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长期成分的小幅升值;中美产出缺口正向变化越剧烈,那么人民币汇率长期成分的升值波动也会愈加剧烈;人民币汇率预期对人民币汇率长期成分的影响是有时滞的,并不没有马上在汇率波动上反映出来,但是对汇率短期波动有一定影响;中美资产价格差对人民币汇率长期波动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其短期波动会造成一定影响。然后利用NARDL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非对称效应研究,选取同样的国内外宏观经济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且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风险溢价,资本流动,中美产出缺口,中美资本价格差,中美物价水平差以及中美利率差都采用同频的月度数据。并最终验证存在非对称效应。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短期内,国际资本的流入使人民币贬值,国际资本的流出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第二,在短期内中美物价差的上升会使得人民币贬值,下降会使得人民币升值;长期来看,物价差上升会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下降会推动人民币汇率贬值。第三,短期内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会导致其升值;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使人民币升值,反之则贬值。第四,在短期内,风险溢价上升,人民币贬值,反之则人民币升值;从长期来看,效果相反。第五,在短期内,当中美产出缺口差扩大时,人民币汇率贬值;从长期来看,效果相反。第六,由于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增加美元发行量),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导致通货膨胀也相应地随之呈现上升态势。因此我国货币当局采取提高利率的方式缓解通货膨胀。所以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中美息差的扩大都会使人民币升值,反之则人民币贬值。第七,中美资产价格差上升在长短期内都会使人民币小幅升值。而且除了风险溢价和汇率预期以外,其他变量对人民币汇率都存在很强的非对称效应冲击。针对GARCH-MIDAS混频模型和NARDL模型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关注汇率预期的短期的影响,维持国际投资人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乐观和信心,加强汇率市场短期监管和反映能力。第二,我国货币当局有必要加强对外来资本的监管,密切关注资本流入流出分别给汇率带来的影响,避免其流入或流出而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巨大波动。第三,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缩小中美产出缺口差。第四,由于中美息差与物价差的变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有限,因此货币当局在采取利率政策时不必过多考虑其对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冲击,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利率和汇率同时逐渐市场化是有望实现的。第五,综合考虑资产价格差对人民币汇率短期影响以及其非对称性在政策制定上的考量,合理把握好度;且资产价格差更多反映的是中美股价之差,因此有必要防止股价波动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负面效应,推动我国金融体系与国际的接轨。第六,风险溢价越大,人民币汇率长期成分会趋向贬值,可以合理利用这一关系来使人民币汇率波动朝着有利于我国国际经济发展的方向努力。第七,时刻保持我国货币政策对公众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