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是关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变迁的话语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学者认为，集体行动是经由专业组织动员的、有充分物质资源支持的政治性的制度外行为。在中国，学者们认为中国的集体行动因为缺乏“合法”身份而难以为继。本文经过艾滋病村的个案考察发现，尽管中国乡村的集体行动缺乏专业化的组织动员，也缺乏强有力的物质资源支持，但是，集体行动依然可以在弱组织化的状态下得以成功。 文章第一部分梳理了中西方集体行动的相关理论，但经过个案村成功的集体行动的考察，我们对比发现，现有的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现实的经验现象，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在集体行动的“组织性”遭受“合法性的困境”、专业的动员机制尚未孕育、政治经济资源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些处于弱组织状态的弱势艾滋病村农民，何以能发动一场集体行动并在与处于强势的政府较量中获得优势取得成功?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本文采用的是个案研究方法，在个案村，采用实地研究的方式，通过结合参与观察法、无结构式访谈等方式收集研究资料，并试图透过个案，“在个案中进行概括”，从而达到对乡村集体行动产生和成功的机制进行分析的目的。 文章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个案村即艾滋病村艾滋病人群体发动并成功的集体行动案例，分别是为获得赔偿而与县卫生局发生的集体行动事件、因为声誉问题而与村书记发生的集体行动事件、因为不满足原有的赔偿和补助而与县政府发生的集体行动事件。 文章第四部分分析了乡村集体行动产生并成功的前提和武器。本文认为，因为村民生命伦理和保障性道义遭受侵犯而导致政府产生合法性危机，这是破除中国乡村集体行动遭遇“合法化”困境、能够获得集体行动成功的前提。 本文经分析得出，弱者的身份是艾滋病村民成功发动集体行动的隐性力量。弱者运用其弱者身份，跨越了西方理论中的资源支持，在与非艾滋病人以及政府的较量中获得微观权力谱系中的优势地位，并最终获得了集体行动的成功。 文章第五部分分析了乡村集体行动的动力。本文认为，中国乡村集体行动之所以能够跨越西方集体行动语境中的专业组织性动员，是因为利益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叠加，这保证了艾滋病人群体内部不易被破坏的高度凝聚力，成为乡村集体行动成功的动力。 文章最后一部分对前文进行了总结，并与相关理论进行对话，也尝试从学理层面提出了集体行动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