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思想、君主论、民本思想、民族思想是司马光社会历史观组成的有机联系的几个方面。以礼治思想为核心，阐述为君之道，重视以民为本，并将这种思想延伸到处理民族关系中去。“礼治”思想是司马光社会历史观的核心，是他对先秦以来历史和本朝政治长期研究、是他为当世和后世帝王维系封建王朝而开出的灵丹妙药，其丰富的“礼治”思想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合理性的价值。他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一言以蔽之，司马光认为，“治礼义则余无不治”。无庸讳言，司马光强调“礼治”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乱世多，治世少，在动乱的年代里，许多封建王朝固然“无不泯灭”，但是“生民之类”也多“糜灭几尽”，每次大的动乱给生产力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重视“礼治”，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恢复和发展生产也是有利的，因此，司马光的“礼治”思想有它合理、积极的一面，多层次、多视角地深入探讨礼治思想和实践，揭示其合理性的内容，并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完成其创造性的转化，是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当然，恢复“礼治”，或是恢复“礼治思想”无疑是一种虚妄之谈。只有从“礼”及“礼治”的合理性内容的转化出发，“礼治”的精神才能在当今社会实践中焕发新的光彩。君主论是司马光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仔细研究后提出的治国方案，其中包含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注意到了国家盛衰、君主的明暗与历史经验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分析君主的来源与作用，重视人事也看到用人赏罚对治乱兴衰的重大影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尊君的思想主张，强调臣民要尽忠尽孝。为了说明历史上这些君主的更替是符合礼的要求，他在宣扬帝王论的同时也讲民心。他解释汤武建立政权因为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这样也为北宋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当然他的民心论归根到底还是与人君之德联系在一起人君有德，则人归之，天命之；人君失德，则被人心与天命所不容，他的民心论还是为他的君主论服务的。司马光殚精竭虑，从史实出发，深刻总结了两千年君王为政的经验，并加以理论化，形成自身的社会历史观，并将这些观点反复向宋代皇帝陈言，情词恳切，尽管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但其用意是为了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因此也充分体现出他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和忠实于历史的态度，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