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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思想、君主论、民本思想、民族思想是司马光社会历史观组成的有机联系的几个方面。以礼治思想为核心,阐述为君之道,重视以民为本,并将这种思想延伸到处理民族关系中去。“礼治”思想是司马光社会历史观的核心,是他对先秦以来历史和本朝政治长期研究、是他为当世和后世帝王维系封建王朝而开出的灵丹妙药,其丰富的“礼治”思想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合理性的价值。他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一言以蔽之,司马光认为,“治礼义则余无不治”。无庸讳言,司马光强调“礼治”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乱世多,治世少,在动乱的年代里,许多封建王朝固然“无不泯灭”,但是“生民之类”也多“糜灭几尽”,每次大的动乱给生产力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重视“礼治”,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恢复和发展生产也是有利的,因此,司马光的“礼治”思想有它合理、积极的一面,多层次、多视角地深入探讨礼治思想和实践,揭示其合理性的内容,并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完成其创造性的转化,是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当然,恢复“礼治”,或是恢复“礼治思想”无疑是一种虚妄之谈。只有从“礼”及“礼治”的合理性内容的转化出发,“礼治”的精神才能在当今社会实践中焕发新的光彩。君主论是司马光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仔细研究后提出的治国方案,其中包含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注意到了国家盛衰、君主的明暗与历史经验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分析君主的来源与作用,重视人事也看到用人赏罚对治乱兴衰的重大影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尊君的思想主张,强调臣民要尽忠尽孝。为了说明历史上这些君主的更替是符合礼的要求,他在宣扬帝王论的同时也讲民心。他解释汤武建立政权因为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这样也为北宋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当然他的民心论归根到底还是与人君之德联系在一起人君有德,则人归之,天命之;人君失德,则被人心与天命所不容,他的民心论还是为他的君主论服务的。司马光殚精竭虑,从史实出发,深刻总结了两千年君王为政的经验,并加以理论化,形成自身的社会历史观,并将这些观点反复向宋代皇帝陈言,情词恳切,尽管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但其用意是为了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因此也充分体现出他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和忠实于历史的态度,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