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学界相信,国与国之间贸易壁垒的消除有助于福利的增加,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发展,参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开放市场是一条必由之路。曾经流行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就包含了贸易自由化以及与之相应的取消管制、私有化等政策内容。与此同时,主流学界也惯于把力主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亚当·斯密奉为西方富强的思想奠基人,并且把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描述为一个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而率先成功的过程。这些看法在中国的学界乃至决策圈也颇有市场。然而,深入历史却可发现,所谓西方依靠自由贸易及放任自流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看法完全缺乏立论依据,本质上是一种极具政策误导性的经济学和历史观。为了鉴别发达国家既往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贸易政策的实质,本论文作者选择就英国和美国贸易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历史关系,作了一番实证考察。本文试图打破围绕自由贸易问题而编织的种种神话,着力揭示一个历史真相,即英美这样的首要发达国家恰恰是通过有悖于自由贸易原则的保护主义道路,才实现了工业化并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同时,本文基于英美发展历程与自由主义经济原理之间的明显反差,也分析了自由贸易论本身存在的理论缺陷。本论文得出的结论依次包括:广为流行的看法,即是自由主义经济学铸造了英国的富强,纯属以讹传讹。不是自由贸易论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倒是英国工业竞争优势的确立将自由贸易论推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位置。亚当·斯密在自由贸易等方面的主要观点早由其前人一一提出,缺乏理论创新的斯密只是因为现实利益的需要才被打造为经济学的始祖尊神。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自由贸易论早已走过了一条狭隘化、教条化、为尊者讳、党同伐异之类的可悲道路。作为英国“首要产业”的毛纺织业,是在数个世纪中严厉打击原料自由输出和成品自由输入,依靠深入到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干预和保护措施之后,才最终确立起来的。英国的麻织业和丝织业经历了典型的国家主导下的进口替代过程,而英国的棉纺织业更是依靠对比较优势原则的彻底背弃,依靠禁运和高关税等强制性的“人为”手段才兴起的。由此可以说,正是长期并严格的贸易保护才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与通行的看法相反,英国不是什么“内生”、“先发”现代化的原型,它实现现代发展的手段也与自由派惯于标榜的自由贸易或放任自流格格不入。英国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靠的是早慧的经济学觉醒,尤其是依靠了融贸易保护、财富聚敛、工业扶植、国家干预、强权打造于一体的重商主义;靠的是欧洲列国体系所带来的竞争性互动,包括工业革命前已经发生的技术、设备、技工等先进生产要素的大规模引进;靠的是国家政权对经济活动持续的扶植和干预,而英国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得益于从外部引进的先进金融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上叶转向自由贸易,这一政策转型绝非理论启蒙后的痛改前非,而是英国工业优势达到天下无敌之后的一种自然选择,为的是打开并主导他国市场,建立一个以自身垄断优势和垄断利益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与创造普遍繁荣的承诺相反,自由贸易的推行酿成了欧洲经济的大萧条,弱势的欧洲各国随即改行贸易保护政策,如此方才摆脱危机并缩小了与英国的差距。对于实力更是等而下之的国家,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则完全是炮舰政策下的自由剥夺,其实质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美国的经济脱胎于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母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辟了世上堪称登峰造极的美国保护主义传统,美国的富强盖源于此。虽然立国后曾经出现过政策争议和反复,但美国总体上选定了一条以国家干预和关税保护为核心的发展道路。美国内战前的纺织业及其所带动的其他众多产业明显得益于贸易保护政策,内战之后的美国更是长期一贯地实行了世所罕见的保护主义政策,借此而赶超了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只有当自己的产业优势压倒所有竞争者之后,美国才在20世纪上叶开始转向贸易自由化。美国的经验再次表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只是手段,产业的壮大才是贸易政策应当服务的目标。英美贸易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历史实践居然如此背离自由贸易论,但追根溯源之下并不显得奇怪。由于推导过程中大量前提假定的存在,自由贸易论只在严格限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在真实世界里,该理论便显露出诸多漏洞。自由贸易论确立后至今所遭遇的各种理论挑战,已从贸易条件、幼稚产业、收益递增、国内扭曲、不完全竞争等多个侧面揭示了这些漏洞。归结起来,自由贸易论的要害是,迁就并强化现实分工格局,引导弱势方依赖并不可靠的比较优势,最终使之固定在国际产业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并因此而流失机会和利益。至少对于有潜力的大国而言,不受自由贸易论的迷惑、不屈服于比较优势原则,走产业升级之路、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才能保障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利益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