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自1979年凭借小说《且听风吟》登上日本文坛以来,就受到许多本国读者的追捧。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村上春树开始被中国读者所接受,随着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内也出现了“村上春树热”的现象。如今村上春树的各类作品已经被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译成外文,这在日本当代作家中大约是独一无二的。一位日本作家如此这般为读者所认可,显然村上文学不仅超越了国界,同时也超越了文化的抵牾。那些生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读者,怀抱着梦想与希望,却在现实中收获孤独与挫败感,他们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产生共鸣,受到安抚与慰藉。他的作品对高度发展社会中人们的失落、虚无、孤独有着强烈的关注,这也使得人们在阅读时将焦点对准其上。随着其创作的深入,其作品中或多或少会提及“中国”这一在日本作家作品中不可缺席的主题。探讨村上春树的中国观也是了解这位日本作家甚至了解日本人的必要途径。纵观村上春树的创作路线,其创作在90年代进行了一次很大的转折,村上春树开始由“超然”向“介入”转型。此后,村上春树对中国的态度也从避之不及转化为在作品中加入些许中国元素,这也影响到了他之后中国观的变化。本文尝试从解读村上春树作品中的中国元素、中日战争历史事件等方面入手,分析其中国观。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知识分子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将以1995年为界,将村上春树的创作时期分成前期和后期,从而挑选出具有代表性或是争议性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并结合访谈、对谈、演讲等多种材料,分析其中国观的特点及成因。村上春树前期的中国观集中表现在其初期创作的作品之中。主要以“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去中国的小船》为中心进行分析,认为村上春树对中国的情感是不自然的,对于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战争冲突也没有给予正面的描写与评价,只是表现出一般性的人文主义关怀。村上刻意在作品中呈现出与人与人、人与事物间的距离感,一直抱持着一种“超然”态度。虽然村上春树刻意避开“中国”这一话题,但是中国一直是出生在日本战后的村上春树那一代人不可规避的话题。同时作为暴力的制高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更是无法逃避,必然要书写的话题,加上村上春树对于中国元素的接触,使他不得不将中国列入书写的范畴。村上春树后期的中国观主要通过《奇鸟行状录》(又名《发条鸟年代记》)、《托尼瀑谷》、《边境·近境》、《海边的卡夫卡》、《地下》、《天黑以后》、《1Q84》等作品表现出来。这一时期,村上春树对于战争的描写也越来越多,对于日本的丑恶罪行也有揭露,但因其自身视角的局限,使得他的中国观中往往带有明显的日本人也是受害者的意识。由此可以看出村上春树所关注的并不是中国本身,而是通过中国这一话题去疗救日本进而促进日本正常发展,针对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依旧没有表达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态度。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村上春树这样只是涉及中国、浅显讨论战争的人道主义态度,作为一个深受战争影响的日本人是远远不够的,村上的做法并不能够为许多经历过战争并且深受其害得民族带来抚慰,甚至还会被视作为罪行开脱。村上春树之所以形成如此的中国观是与之个人经历、历史认识、日本战后的教育等诸多原因分不开的。村上身为一个日本人,这样的文化立场是相对逼仄的,他始终无法摆脱日本人的狭隘立场,自身视野也有欠宏阔。加之身为知识分子的他没能很好的履行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履行的职责,对待中国及战争缺乏理性的阐述。虽然村上一直标榜的是与一切事物存在距离的“超然”态度,但作为日本人的他,因为自己的身份局限,没有摆脱日本人身份的绑架,没办法用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正视中国和日本的微妙关系和对日本犯下侵略罪行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