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我国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发展动力等方面也面临新要求。以政府为主体的政策方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与环境效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发展环境和约束环境,以企业为主体的利益诉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创新驱动力。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下,环境规制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迈向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型经济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推动环境规制体系建设的同时如何保护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坚持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同时如何保证经济增长效率,是一项值得关注的现实议题。本文围绕中国企业绿色创新这一核心命题,探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自利型与社会型绿色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本文对环境规制与中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开展深入研究。首先,基于2007-2019年地级市层面和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利用熵值法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定量分析,并采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法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深入划分,初步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中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以及其对不同类别绿色创新的差异性影响。再次,基于中介效应分析法,考察企业漂绿行为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并分析当企业个体处于不同的环境规制水平、不同的漂绿水平以及不同的企业所有权特征下,漂绿行为的中介效应差异。最后,总结全文的研究结论,并为实现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科学合理实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政策及其滞后期均有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且其在企业社会型绿色创新中的推动效果更好。第二,因外部经济环境特征、地理区位特征及企业所有权特征差异的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有所差异。第三,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刺激企业的漂绿行为,进而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但在不同企业所有制形式、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不同漂绿程度上,漂绿行为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间可能表现出差异性中介效应或者遮掩效应。研究工作不仅考虑了“双碳”目标和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科学内涵,还丰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发展的理论研究,可以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