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分析戴维·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在翻译《红楼梦》中的隐喻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发现两个译本在处理这一重要的翻译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相似点和差异，并进而挖掘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原因。　　 在对隐喻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认知语言学提出了与传统语言学流派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就以这种新的对隐喻的研究途径作为理论框架。传统语言学将隐喻看作语言层面上的修辞手段，而认知语言学家则认为隐喻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平时我们所理解的隐喻实际上只是隐喻在语言层面上的外在表现形式。隐喻通过将具体的源认知域投射到抽象的目标认知域，以达到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后者的目的。　　 根据译文当中是否存在认知映射以及所存在的认知映射结构的源域相对于原文中的源域是否发生变化，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策略-原文中的认知映射被完全移植到译文当中，原来的认知效果也得到保留；第二种策略-原文中的认知映射结构中的源认知域被一个新的源认知域所代替，目标认知域被保留，在译文中出现新的映射关系；第三种策略-原文中的源域被放弃，译文中只存在目标域。　　 对译例的具体分析除了将两位译者对《红楼梦》中的隐喻的处理方法归为以上三类之外，还有以下发现：两位译者在处理某些隐喻时采取了相同的策略，而在处理另外一些隐喻时，则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本研究除了在质的层面上对译例进行分析，还采取了量化分析的手段，以找出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通过收集《红楼梦》第一到第八十章中的隐喻以及它们在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的两种译本中对应的译文，并对其进行归类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中所体现的规律：首先，当原认知映射的源域以及其和目标域的关系为译文读者所熟悉时，两位译者都采取第一种翻译策略；第二，在对第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两位译者所体现出来的差异不大；第三，当原认知映射的源域或其与目标域的关系不为译文读者所接受或熟悉时，戴维·霍克斯通常使用第二种翻译策略，而杨宪益更多地采取第三种翻译策略。　　 隐喻的构成机制为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提供了判断标准，而其哲学基础则为量化分析所体现出来的规律提供了解释。隐喻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认为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经历决定他们会有怎样的隐喻。源文化和目标文化中的人们会有一些相似的经历，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会有一些相同的隐喻，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直接将原文中的映射移植到译文当中以保留原来的隐喻的认知功能。虽然戴维·霍克斯和杨宪益皆为精通中文和英文的翻译大家，但是他们不同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必然具有一些不同的经历，因此前者更为熟悉英语国家的读者所熟知的隐喻。正是由于这一点，当原来的源域不为英语读者所熟悉甚至接受时，杨宪益往往是放弃原来的认知映射直接将目标域展现给读者，而戴维·霍克斯则更愿意引入一个新的源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隐喻的认知功能。　　 论文在分析了《红楼梦》两个英译本针对隐喻的转换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之后指出，总结出的这三种策略都相关于隐喻的内部结构，要么是对源认知域的保留，要么是对源认知域的放弃，抑或出现替换源认知域的现象。总之，隐喻的这些翻译策略的采纳都是以其译文对译文读者的经验熟知性或可接受性作为参考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