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世说新语》为例，力图用辩证的眼光对魏晋时期“任诞”这一审美范畴二重性的表现形式、产生的根源及现实意义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任诞”之风所具有的二重性的表现。在以往的美学传统中，大多人提起“任诞”便会想到魏晋风度，想到士人超拔的姿态与超凡脱俗的气质。而实际上，“任诞”不仅包含着“人的觉醒”、审美雅化等积极的层面，也包含着纵情纵欲、丑陋不堪等消极的层面。魏晋士人的“任诞”既有着对礼教的抗争，又包含着对现实的妥协；既含有超凡脱俗的追求，也有穷奢极欲的贪婪；既展现出风流名士高贵清纯的人格之美，也暴露出蝇营狗苟之辈低俗污秽的丑态。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任诞”二重性所产生的根源。一种风尚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汉末动荡的政治环境打破了经学统摄人心的地位，让士人重新审视世界，思考人生价值。王充《论衡》的理论让士人意识到个体价值的存在，戴良的“诞节”则为名士的“任诞”言行提供了行为的范式。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又与社会产生了种种矛盾，在国家没有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思想理论的环境下，自我超越的逍遥论和及时行乐的纵欲论填补了这一时期理论空缺。混乱的价值理念指导了不同的行为举止，使“任诞”产生或高或低的外在表现。　　第三部分则探讨“任诞”二重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任诞”这一审美范畴所带有的反对虚伪的礼教、蔑视功名利禄、一切皆顺其自然，不伪饰、不矫情、不为外物所累的精神形成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对中国士人产生了深远的理想；而其所包含的注重私欲，骄奢淫逸的成分却为魏晋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终晋一世，国家都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士人对家国天下不闻不问的态度显然也是受“任诞”之风的影响。在物欲横流、思想高度开放的今天，我们需要对“任诞”进行反思，需要对“任诞”的二重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