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晚清以来部分偏远乡村出现的一类具有明显西洋风格,同时具备先祖祭祀等传统功能的“文明建筑”式祠堂（或“文明”祠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文研究的这类中西合璧的祠堂集中出现在湖南原宝庆府及周边数十个县。显然,“文明”祠堂出现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期间西风东渐的直接反应。而其所以出现在湖南则可追因于当时湘人的强烈守旧与激进维新的二重性:既强烈排斥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又因不满现状而有寻求新知识和变革的强烈愿望。教育新政的施行与湖南重教的传统风气结合,使得新学在当时蔚然成风,一时领先全国。与传统私塾相比,新学不再以科举为目的,并且在新学制的规定下,新式学校需要满足更多的学生就读以及分年级学习的特点。对于不具备建造新式学校的偏远乡村,经过改造的“文明”祠堂几乎成为唯一选择。所以,大部分“文明”祠堂均为亦祠亦校。为满足“文明”祠堂中开办新学的需求,具有如下特点:1)形制上传统的祠堂空间与新式教育空间共存。因此在“文明”祠堂中出现诸如教室、礼堂、走廊、室外活动空间等与祭祀无关的新功能空间。在“文明化”过程中,传统礼制观念地逐渐淡化,原本属于祠堂的空间逐渐腾退给新式学校,折射出近代“宗族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进。2)“文明”祠堂的立面造型有着向世俗社会彰显其不同于传统祠堂的身份和意义。特别是两座民国初年的烈士专祠均采用“文明建筑”的形式,体现出了民国政府所希望呈现的全新价值观。“文明”祠堂的造型除延续当地的建筑传统以外,其西化的风格更多是受到湖南周边地区的影响。3)“文明”祠堂上的装饰已经不再仅仅是敦亲睦族的吉祥主题,而开始出现以反映“唤醒民众”这一时代主题下的诸多新题材,进一步强化“开民智”的教育目标。装饰主题也逐渐由传说或历史题材转向反映现实的题材。有别于近代中国一些中心城市的建筑,湖南这些祠堂出自地方工匠之手,其结构体系和所用材料依然延续了地方传统做法,但由于其业主是已受到“文明化”熏陶的地方开明士绅,因此它们的功能与外观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共存。亦祠堂亦校的“文明”祠堂建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现代文明冲击下,地方传统建造体系如何应对的生动案例。正是因为这样的应对,使得“文明”祠堂成为了见证乡土社会变迁的一类近代文化转型遗产。然而,这些祠堂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以保护的名义将“文明”祠堂“恢复”成传统宗祠的形式。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只注意到“文明”祠堂作为宗族文化象征的祠堂身份,而忽视其作为反映近代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的活态遗产身份。这种产生于并切反映着重要历史时期的建筑类型的保护问题应予以正视。因此,基于对“文明”祠堂建筑及其历史的研究,首先以动态性的视角对“文明”祠堂作为乡土建筑的遗产价值进行再阐释,再进一步从整体性视角将分散于湖南乡村的近代“文明化”乡土建筑作为有形遗产要素,以湖南新式教育兴盛与人才井喷现象作为无形遗产要素,共同组成反映近代文化转型在精神层面——“开智”的遗产内容。对于“文明”祠堂遗产价值的再认知,将为其单体和整体性保护策略提供思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