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6年开始,黄河下游的多派分流使得黄河淤塞而逐渐变为单股入淮,但泛滥却依旧不断。至1578年,潘季驯完善了缕堤、遥堤等堤坝以“束水攻沙”的治水方案,更加巩固了黄河的单股入淮,但治河背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漕,因而可以称豫省沿黄区域处在一种被动的保护中,即“被保护的边缘”。而黄河长期在下游的乱流或泛滥,使得作为首当其冲之地的豫省沿黄区域形成了一种可称为“河下沙地”的景观。从土壤学上来讲,“引黄淤灌”是解决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措施,而这一措施早在西汉既已存在,至宋以后逐日渐衰微。因修筑大堤而伴随的“被保护的边缘”的塑造,则意味着“引黄淤灌”的真正中断。至于豫西区域,虽开发较早,但因地处黄土高原的东南边缘,而长期受着黄土环境的制约,这个“黄土边缘”之区在明末以“民利”为重,侧重于地方修建与恢复水利设施。以上这些都受到1628年开始的明末农民战争的影响,使得国家与区域民众生计陷入困境。有清一代,豫省沿黄区域的东北部继续修筑大堤以“束水攻沙”,西部则继续在黄土环境中适应。由于前者处于“滨河而不敢引水”的局面,后者处于“滨河而引不到水”的局面,再加上区域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人地矛盾愈加凸显。是故,整个豫省沿黄区域在面临土地问题之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缺水社会”。具体而言,对豫东北地区来讲,清代的黄河泛滥依旧不断,继续给两岸带来大量泥沙,并在面向（区域）与点向（聚落）继续塑造着河下沙地景观,这也使得在清中期出现了对黄河泥沙应该去、留的讨论。尽管清代人口的增加、沙地的土壤贫瘠,使得人地矛盾愈加冲突,但由于国家治黄保漕的需要与治河技术水平的限制,清代豫东北滨河之区的人们是不敢引用黄河水来淤灌以改造沙地的。不过,清前中期豫东北“河下沙地”区域的水利事务还是被地方努力地维护着,亦成为改变区域生计的关键所在。同时,通过对清前中期豫西地区河南府、陕州两个地区中北部的考察,发现该区域依据不同地形而采取了各异的农业取水方式:丘陵区以修建水渠、陂塘为主;平原区以修建水渠、凿井为主。但整个豫省沿黄区域的引水工程,都特别容易受到其所处环境（黄土或沙地）的影响而使得它们逐渐被破坏。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流,成为了改变豫省沿黄区域东部环境的重大转折事件。兰考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该地区因共同的“河下沙地”景观的存在,使得兰仪、仪封、考城三县在生态环境上亦逐渐成为了一个整体,而这又促发了三个政区的不断融合,并最终形成兰考县的行政建制。其实,豫北的卫辉府区域从清代的府级存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平原省的省级置废,也深深受到黄河的影响。可以说,豫省政区的割裂或整合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黄河的区域变动与治理。同时,近代开埠以来西学的传入,也给豫省沿黄区域带来了技术上转折。对于整个豫省沿黄区域来说,尽管时局动荡,民众生计十分困难,但在民国时期出现了“引黄淤灌”新技术的采用,即利用机器实施“引黄”,以用于沿黄区域土地治理或灌溉。不过,民国时期以“虹吸引水法”为主,而这并不是真正地改变民国之前已经存在的“滨河而不敢引水”之状态,只是引黄技术的提高。同时,这些措施终究还是因时局动乱加剧而中断,特别是1938年的花园口事件。至新中国成立后,豫西沿黄区域开始了以“修建水库”为核心的黄河治理模式,使得该区域的用水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也带动了区域灌溉面积的大量增加,过程中也减少了区域的水土流失。而伊洛河的夹河滩区域,也因区域水库体系建成之后减少了河流泛滥,特别是在伊洛夹河滩地区还形成了小麦丰产的种植区。不过,豫西区域黄河上修建的三门峡水库,却给下游创造了洪水泛滥减少的有利条件,大坝以下区域才更加敢于“引黄”,即通过开堤修建引黄闸,运用“涵洞引水法”引黄,或修建平原水库的方式引黄。至此才真正改变了豫省沿黄区域民国之前长期存在的“滨河而不敢引水”的状态,“淤灌”也渐渐成为可能,这也促发豫省沿黄区域更加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尽管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左右在豫东北沿黄区域“引黄淤灌”治理“沙地”之时,又出现了诸如在原阳、兰考等豫东北沿黄区域的次生盐碱化问题,但很快地,区域“引黄”观念再次发生转变,即通过完善区域排水系统等措施,做到“引排结合”,最终使得更多的肥沃土地出现。是故,真正的“引黄淤灌”大面积实施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区域民众生产技术的一次变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汉至唐宋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引黄淤灌”技术的回归。这种局面的出现也是豫西与豫东北黄河区域互动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