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诗经)文学阐释史》这一论题的先秦至隋唐部分，由绪论与五章组成，约30万字。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诗经文学阐释史的概念内涵、学术价值。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诗经》文学阐释史是与《诗经》经学阐释史相对而言的，是指从诗歌本位的立场和审美观点对《诗经》情感特质、表现手法、语言形式以及对后世诗歌的艺术原型作用等予以揭示、评论和诉诸情感的鉴赏。《诗经》文学阐释在经学阐释占主流的清代以前，多处于零散、边缘的状态；只是自现代以来，才成为主体。与之相应的《诗经》文学阐释史研究较为薄弱，尚无全面贯通《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著作。有鉴于此，我定下了本文的选题，尝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深入而详尽地描述《诗经》文学阐释发展的历史及其与经学阐释的关系，为新时代《诗经》文学本体研究提供全面的学术史线索和历史的借鉴。《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还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不同时代的阐释者都是以当代的审美视野对它进行自我阐释以显示其当代性，《诗经》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就在不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得到完善和发展，永无止境地显现当代价值，构成穿越时空的永恒。这种独立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决定了我们研究总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一章论述了《诗经》作品的原生形态与文学特质，为《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确立理论基点和方法论。寻访《诗经》作品原生形态的途径之一就是追溯《诗经》作品的来源。关于《诗经》作品的来源大致有三说，其中民间采诗说，展示了民间歌谣产生的广阔背景，成为再现《诗经》风诗原始风貌的极为珍贵的画面，为历代《诗经》文学阐释提供了归本还原的崭新视野和理论武器。然而民间采诗与《国风》出于民间说自清代崔述起不时受到质疑，最突出的是朱东润专门写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但这些质疑存在许多问题，本章对此——作了详实的考辨。《诗经》作品的原生形态集中表现在与乐一体的存在方式上。《诗》入乐的存在方式，决定了《诗经》文本是情绪化的艺术文本，诗的本义即其字面意义，诗的功能既有政治教化方面的，又有娱情审美方面的。那些有勇气冲破传统的阐释者多将《诗》还原至其入乐的原生形态，以情绪化的艺术文本为出发点，据文求义，促进了《诗经》的文学阐释。文学艺术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以情动人。《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在交代歌咏背景和作诗动机时，不仅表明其作者对诗的抒情本质有了自觉的认识，而且也从本证上有力地说明《诗经》作品本身是抒情的。诗歌作为一种典型的情感艺术，还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这种形象化的艺术精髓就是情景交融、心物交感。《邶风·静女》作者“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的述说，将自己对心物关系的认识表述得淋漓尽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经》时代人们对心物情景关系的审美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的状态。《诗经》比兴的运用，同样反映了诗人对心物情景关系的审美认识。《诗经》作品直接表述的审美认识和创作观念，集中在情感和使情感形象化的外在景物两个方面，雄辩地证明《诗经》作品本来就是形象化地表现情感的言志之诗，富有艺术的审美特质。这就决定了《诗经》文学阐释是《诗经》最为本体性的阐释，其经学阐释只能建立在文学阐释的基础之上。 第二章是对先秦《诗经》文学阐释的寻绎，论述了《诗三百》早期的阐释形态与文学阐释的萌芽、孔子与其本体性的《诗》论、宋玉对《诗经》作品的化用与阐释、秦汉之际《国风》与《小雅》的标举四个问题.《诗经》的早期阐释寓于说理引《诗》和仪礼用《诗》。其中最为完整的阐释《诗经》的模式表明当时人们对《诗经》阐释是从解读作品原文本义、情韵开始的，情感审美的阐释不可避免。孔子的《诗经》阐释有承袭春秋引《诗》、用《诗》等应用性阐释的一面，但对《诗》的艺术本质和情感审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悟，构成了他的 《诗经》阐释另一个重要层面。他对《诗》中“民性”、“情”、“志”的论述更加深入地揭示了《诗》的艺术本质;他的“兴”、“观”、“群”、“怨”说是对《诗》的艺术审美功能的首次系统总结;重视对诗歌的文本意义及其内在情感的总体概括，是他具体说《诗》的基本层面:他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修身养性过程，《诗》被定位为情感审美教育的内容，与外在理性的所谓王道之礼不在同一层次上，迥异于孟、荀将《诗》视为王道载体的定位。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化用、重写《诗经》中情景、形象和诗句，是对《诗三百》的审美选择和艺术确认;以郑卫之诗为原型背景，让斌中恋爱男女主人公以《国风》郑诗与自己创作的诗歌对话交流，表情达意，生动真切地再现了郑卫之诗的原生形态和原始风神，也表明他将《遵大路》这类郑卫之诗视为男女情歌，为此类诗的解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后世经学的阐释视野。秦汉之际《荀子·大略篇》和刘安的《离骚传》，擞开诗乐之隆的《大雅》《周颂》，而独将《国风》《小雅》并列标举，且与《离骚》联系起来，显然是将《诗经》带入了情感艺术的评论视野，突出和张扬“好色”与“怨”等具有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