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领导中共有针对性地纠正“左”倾错误的开始。由于受到国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国情偏离了以往的正确认识,萌发了急于求成的思想。从与“左”倾思想的艰难抗争发展为“左”倾指导思想的胜利,从而引发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共产风”泛滥的境况下,毛泽东觉察到了指导思想的偏差,决定在“左”倾思想相对严重的河南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第一次郑州会议研讨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开始给高级干部“降温”:强调必须分清两种过渡的原则界限,使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建议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澄清思想的混乱,统一思想认识。第二次郑州会议制订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强调公社内部必须坚持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真正缓解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等价交换和价值法则是社会主义时期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明确指出“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两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会议积极而富有成果。但是由于这些努力是在坚持“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是为了更好地“跃进”和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决定了纠“左”的不彻底性,这也是两次郑州会议的历史局限性所在,因而会议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从两次郑州会议可以透视出“左”倾思想的深层原因,即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按照马克思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的理想化设计;同时,毛泽东内心有着深厚的理想社会情结,这些都是阻断纠“左”努力的深层原因。